皮之不存，máo將焉附”，說的就是華夏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歸根結蒂，導致華夏的知識分子永遠扮演這一悲劇xìng角sè的罪魁禍首，就是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了利益供給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後，華夏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政權之上的“máo”。在一個政fǔ是唯一僱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fǔ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說夢。

華夏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fǔ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fǔ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華夏的近代的國家制度，其實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破壞機制被暴力最強者所啟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走向毀滅。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曾提出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諾斯說過：“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這也正是無數大陸的華夏人，看不懂寶島的華夏人在社會制度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所謂“luàn象”的根本原因。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xìng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活力發揮，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和受益於該制度的組織和個人，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則會盡力去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制度失效的狀態，整個社會發展則陷於停滯，這就是所謂惡xìng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華夏的政治過程，可以發現華夏的政治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象。

其實，無論中外，政治活動都是集體xìng的，都有其執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動受制度的約束是經常的和強烈的，其對制度的依賴xìng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導致的是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制度的傾向。在華夏，由於政治的複雜xìng和低透明度，使得從上到下的人們對政治變革行為的後果難以預料，因之，任何掌權者在制度變革預期不明的情況下，草率發起制度變遷是不明智的。正是為了避免承擔因制度變革而引發的高成本，華夏的決策階層歷來傾向於維持已有的制度，即使這種制度已經處於低效狀態，這也是他們首選的最保險的抉擇。這也就是為什麼導致前蘇聯解體的莽撞的戈爾巴喬夫在華夏的決策層不受推崇的原因。

在華夏，政治變革之難還表現在，政治過程中的觀念轉變是非常困難的。華夏人無論是高踞廟堂的達官顯貴還是行走在叢林草莽中的綠林好漢，當他們關於社會、關於制度、關於道德的認識一旦形成，就很難加以改變，其原因是像華夏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巨型社會，其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當華夏民族這樣一個超大族群對政治、對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fǔ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定型，誰要試圖加以改變是及其困難的。

考察華夏曆史很容易發現，無論誰當國家的統治者，其制訂制度和政策時，總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潛在後繼者在繼承大統後，改變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這也就是華夏的憲法序言越寫越長和無論哪個最高領導人都喜歡說自己所鍾情的制度趨向100年、50年不能變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稍微有點歷史意識的政治家，他在臺上時總是會擔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將來掌權後，改變自己一手製定的治國方略。他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歷史上的名聲，也會在制度的設計上使現存的制度難以改變。所以，口頭上說說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來其實非常難。華夏政治的這一特xìng，使得華夏的國家制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脫尤為困難。常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