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嗎？可是大家應當看到，只有透過這樣的所謂‘**’才能從僵化的體制中換來一個充滿活力的新體制。我們大家應當看到，改革開放後國有企業改革搞了二十多年了，有多少國有企業垮掉了，給各級政fǔ部mén帶來了多少包袱，給國家的各大銀行帶來了多少呆壞賬，最後怎麼辦？還不是要靠全國老百姓掏腰包來補那些窟窿，背那些包袱嘛。”

說到這裡，他嘆了一聲：“國有企業不適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已經是世界各國的經驗所證明了的。大家應當看到，從上個世紀，從英國開始，出售國有企業產權已經形成了一股強勁的cháo流從西方一直穿過歐亞大陸來到了東方，而且這個cháo流是任何人都無法逆轉的。因此呢，眼睛不要光盯著什麼國有企業改制中可能造成與賬面相比所謂的國有資產流失，我們也要看到不改制企業就不能搞好會造成更多的國有資產流失，而且還會給國家、給各級政fǔ帶來越來越沉重的包袱。其實呢，國有企業給了個人，資產還在華夏的土地上，還一樣給國家納稅，還一樣解決社會就業，沒有什麼壞處嘛。政fǔ辦企業，是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乾脆還是將現有的國有企業jiāo給個人、jiāo給市場來辦。”

“賈教授，你談到國企改革時，往往首先想到國有企業中的領導幹部。如果不給他股份他就不好好幹，企業就搞不好？他們即使沒有錢來買國有企業的股份你可以給他們優惠政策什麼的，甚至可以白白送給他們。那麼，你怎麼看國有企業的工人呢？原來我們說改革是像nv人分娩，會有一咬牙就能過去的陣痛，將來一切都會好起來。可是，我們的改革都二十年了，現在又說原來國有企業改革路子不行，要對國企進行改制。二十年啊，一個年輕的xiǎo夥子都成老頭了，他們為我們的改革承擔了多少責任啊。國有企業的工人不應當光承擔責任吧，今天要改制了，他們應當得到什麼樣補償呢？”在一旁一直未說話、只是不住吸菸的熊志堅這時發話了。

他用眼睛看著賈敬寅，“我原來在國有企業幹了十幾年，我覺得改革二十多年來，工人們是最可憐的人，也是最無辜的人。國有企業搞不好是誰的責任，無論如何算不到普通工人頭上吧。現在國有企業不行了，讓他們下崗，特別是一些四五十歲的老工人，他們的青chūn年華都獻給了國家。現在歲數大了，工作沒有了，有的連一點點最低生活保障都拿不到。你說，他們該怎麼辦呢？”

這時，黃龍市國資委主任方申志也隨聲附和道，“是啊，熊總提的問題也是我們考慮的問題。像我們黃龍市作為老工業基地，下崗職工本來就多，全市近百萬人口中，下崗或失業工人有13萬多人，幾乎佔了整個祥林全省的四分之一。許多上崗的職工工資也不過四、五百元。現在推行國企改制，我覺得無論怎麼改，有一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就是這麼多的國企冗員和下崗職工。現在省里加大推進國企改革的力度，我們黃龍市感到壓力最大，我們市國資委經常被下崗工人堵住大mén，你再不管他就可能堵公路，再嚴重堵鐵路。你們說，這社會穩定和國企改革這兩對矛盾怎麼辦呢？”

對於熊志堅和方申志提出的問題，一直侃侃而談的賈敬寅一時語塞，他猶豫了一下，訥訥地說道：“我們推進改革，提高社會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和穩定本來就是一對矛盾。當前我國已經入世了，面對日益增強的國際競爭，我們華夏的企業怎麼辦？我覺得首先應當提高我們企業的競爭實力。只有企業發展了，地方稅收增加了，我們才可能回過頭來解決像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失地農民等貧困人口的問題。對當前的國有企業，就像一根大熱天的冰棒，我們必須儘快吃掉，否則就會化掉，就什麼也留不下。到那時，國有企業的老工人怎麼辦，可能也要面對下崗失業的問題啊！”

他好像不願糾纏在這個問題上，突然話題一轉說道，“自從我國推行改革開放以來，許多經濟學家就說過，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不可避免的要觸及社會方方面面的利益，有些人在改革中受益，也很難避免有些人的利益受損。改革就是利益調整，就要犧牲一部分的利益，國企改革要推進下去，恐怕一大批國有企業的老工人的一些利益就要犧牲一點嘍，我們不是常講改革總是要有些陣痛嘛！原來的計劃經濟講究一大二公，推行市場經濟就是要拉開貧富差距嘛，這樣才能調動人的積極xìng來提高我們整個社會效率的效率嘛。啊？大家想是不是這個理？”

李正鋒儘管是個比較開明的領導，但內心對於賈敬寅的話感覺十分的不滿，但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