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六年半之久的重慶的最後一次公開活動中,他再一次勉勵文藝界同仁“為繼承國父孫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遺志,為實行真正的三民主義而努力。”在這次大會上,他還根據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原則告誡大家:“文藝是為人民說話的工具,不強調政治性是錯誤的。”
由於5月初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文化中心也逐漸轉移到上海,因抗戰而聚集在重慶的文化人也陸續離川,郭沫若此時也已經決定去上海。就在他離渝前回答記者關於對當前時局的看法時,他毫不猶豫地說:
“我是樂觀的,雖有曲折,但民主終必勝利。”
郭沫若在離別重慶飛赴上海時,發表過一次談話,說重慶這個地方既值得留戀,又特別令人討厭。說“值得留戀”,是指他在這裡生活戰鬥了很長一段時間;說“令人討厭”,則是指那裡的國民黨統治,特別是在那裡特務橫行。
他來到上海,立即發現這裡的國民黨統治和特務流氓和重慶沒有什麼多大不同。
除了這裡有自己要堅持的工作,周圍所見煩心事並不比在重慶要少。如果要他發表對上海的印象,他大概還是會說上海既“值得留戀”,也“令人討厭”吧。因為郭沫若早在20年代初就是以這裡為基地從事革命文藝活動的,無論如何,他對這裡有著特別的感情,會覺得它“值得留戀”,甚至還要加上一句“值得回憶”
。但是,眼前的上海經過敵偽統治,現在國民黨回來又是特務橫行,此情此景,又怎能不“令人討厭”呢?
但是,郭沫若不顧這些,也顧不上這些。他一到上海,在連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