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好萊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他煩心，但是對福克納的衝擊更大的是它們的威力。福克納不喜歡好萊塢，痛恨戰爭，但二者都無法推脫。相比之下，文字不但軟弱無力，更覺無用。不久，他老是覺得時間就要從指縫間溜光，唯恐自己庸庸碌碌，不留下“任何足跡在這毫無意義的史冊上”。多年來，他相信自己只靠孤獨、文字和想象的力量便能夠駕馭任何經驗、戰勝任何現實，不論它們多麼可怕、多麼不可理解。他在有一些作品中強調自己想象世界的現實性，在另一些作品中則把玩這些想象世界的虛構性。但是在兩類作品中，在最近的《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不再為藝術的人為成份而煩惱，反而相信藝術的力量。如今，隨著時間和精力的枯竭，他面臨又一個轉折關頭：發現形勢“不利於寫作”，形勢改變了一切，也改變了他的寫作，他從此變成一個說教的或者預言的小說家，一個坦陳己見的公民，特別在種族問題和戰爭問題上。然而，這一變化幫助他獲得他所需要的能見度和知名度，也奇怪地利用了兩種不同的文學經驗，最後寫成的作品《寓言》中既有在好萊塢學到的技巧，也反映了早期寫詩時的心態。

待他得知亨頓合同的具體要求時，他的第一個反應便是逃跑。“沒完沒了的期限，13—13—26—26，後來又有52 周的工作”，他寫信給哈羅德·奧柏說。但是，他別無選擇，不到一星期便籤字，相信華納兄弟公司的代表詹姆斯·蓋勒的許諾：製片廠以後會同他協議一份新合同，允許他“回牛津去工作，高興多久就多久”。

籤合同時，他正住在一家便宜的海倫德旅館裡，正同羅伯特·巴克納合作寫一部關於戴高樂的電影。他給自己的規定很簡單：

努力工作、保住職位、改進合同，他要節儉過日子，存些錢來還債。有時，這種刻板的生活使他痛苦，“真是無聊得可怕的生活”。但是他滿意地看到債務減少，高興見到老朋友，尤其是見到梅塔·雷布納。

1939 年在新奧爾良與福克納重逢後，梅塔·雷布納回紐約，希望挽救婚姻。

翌年1　月，和沃爾夫岡遷去加州，再作努力。她在加州恢復原來的工作。

但是好景不長，婚姻破裂。福克納一聽說她回紐約，既懷念美好的回憶，又是怨恨。他說他“要換一個女人”“換一隻肉痰盂”。只是有過梅塔的綣繾，曾經滄海難為水。後來聽說她遷去加州、聽說她的婚姻瀕臨破裂時，寫信告訴她說他也可能去好萊塢，後來又寫信說，一延再延，終於要動身了。7　月的一天黃昏，梅塔開車回家在公寓門口停下時，只見福克納“盤膝坐在那裡……行李整齊地堆在臺階上”。

自從兩人在好萊塢大街步行到莫索弗蘭克燒烤店吃飯的時候算起，已有5　年了。

事過境遷，福克納的年紀和地位也不如前。1937 年時看上去還年輕，每週掙1250

元。1942 年，“他明顯地老了”（頭髮花白，眼神“如警覺的老鷹”），週薪只有300　元。兩人不顧這些無法改變的事實，試圖鴛夢重溫，“只當中間沒有斷過這一陣”；豈知即使在一起，也不如以前，舊夢再也不能重圓。梅塔力圖找回所失，建議兩人乾脆同居。福克納則為了珍惜以前的回憶，回答她說“那樣做，會釀成大錯。他們需要去一個沒有時間的地方，‘南北戰爭前那樣富麗堂皇的地方’，在那裡，彼此看不見對方的缺點”。

他曾經以為有此可能，也試過。但是，嘗夠了結婚的滋味，他不願再試，尤其不能在好萊塢這樣一個淺薄招搖的環境中試。他們寧可謹慎小心，不能太熱火，要像忠實的朋友那樣重新戀愛而不破壞早先那段偉大情史的回憶。起先，他們成天在一起，吃吃喝喝、談情說愛，大多數時候談過去、談吉爾、談梅塔的工作和福克納的倒黴合同、談福克納最近想去當兵的企圖、談他已寫的和想寫的書。但是，“夜夜如此”以後，兩人都不願長此以往，都需要更多的獨立。梅塔的劇本歸檔工作十分得手，她要保護自己的事業。福克納喜歡拜訪桃樂賽·帕克，喜歡同其他作家在莫索弗蘭克燒烤店、森西大街的普雷斯登·斯特奇演員之家或者拉呂消磨夜晚，偶而同霍華德·霍克斯和克拉克·蓋博一起打獵釣魚。有時同路絲·福特一起參加痴迷舞會。路絲·福特是一個年輕的女演員，是他弟弟迪安·福克納的女同學和女朋友。後來，福克納要求“升級”做她的情人。但這時還樂於當一個“規規矩矩的朋友”。

他在電影廠裡寫了一個又一個劇本，大都同戰爭有關。第一個本子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