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違反，卻認作子孫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顯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為子孫而生存，所以父母理應愛重子女，子女也就應該愛敬父母。這是自然的事實，也便是天性。文學上說這親子的愛的，希臘Homer史詩Illiaa與Euripides悲劇Troiades中，說Hektor夫婦與兒子的死別兩節，在古文學中，最為美妙。近來Ibsen的《群鬼》（Gengangere）德國Sudermann的戲劇《故鄉》（Heimat）俄國Turgenjev的小說《父子》（Ottsyidjeti）等，都很可以供我們的研究，至於郭巨埋兒，丁蘭刻木那一類殘忍迷信的行為，當然不應再行讚揚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術與食人風俗的遺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它溷入文學裡，更不消說了。

照上文所說，我們應該提倡與排斥的文學，大致可以明白了。但關於古今中外的一件事上，還須追加一句說明，才可免了誤會。我們對於主義相反的文學，並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論，單依自己的成見，將古今人物排頭罵倒。我們立論，應抱定“時代”這一個觀念，又將批評與主張，分作兩事。批評古人的著作，便認定他們的時代，給他一個正直的評價，相應的位置。至於宣傳我們的主張，也認定我們的時代，不能與相反的意見通融讓步，唯有排斥的一條方法。譬如原始時代，本來只有原始思想，行魔術食人肉，原是分所當然。所以關於這宗風俗的歌謠故事，我們還要拿來研究，增點見識。但如近代社會中，竟還有想實行魔術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將他捉住，送進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對於中外這個問題，我們也只須抱定時代這一個觀念，不必再劃出什麼別的界限。地理上歷史上，原有種種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氣流通也快了，人類可望逐漸接近，同一時代的人，便可相併存在。單位是個我，總數是個人。不必自以為與眾不同，道德第一，劃出許多畛域。因為人總與人類相關，彼此一樣，所以張三李四受苦，與彼得約翰受苦，要說與我無關，也一樣無關。說與我相關，也一樣相關。仔細說，便只為我與張三李四或彼得約翰雖姓名不同，籍貫不同，但同是人類之一，同具感覺性情。他以為苦的，在我也必以為苦。這苦會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為人類的運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顧慮我的運命，便同時須顧慮人類共同的運命。所以我們只能說時代，不能分中外。我們偶有創作，自然偏於見聞較確的中國一方面，其餘大多數都還須介紹譯述外國的著作，擴大讀者的精神，眼裡看見了世界的人類，養成人的道德，實現人的生活。

在“人的文學”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周作人寫出了大量“平淡而有情味”的閒適散文。這些“閒適的小品”名篇大多寫於1920年代，代表作如《雨天的書&#8226；序一》、《故鄉的野菜》、《北京的茶食》、《鳥聲》、《烏蓬船》、《蒼蠅》、《吃茶》、《喝酒》、《初戀》、《懷愛羅先珂君》、《兩株樹》等。它們被公認為是現代抒情記敘小品的經典名篇，周作人也由此贏得小品文“聖手”的讚譽。這些小品文是“知識和趣味的兩重統制”，平易寬博，情趣盎然。這其中有他與浙東婦孺同樂的平民意識，烏蓬船中聽雨的詩境，品茗茶時的悠然自得樂趣，喝酒時不過分放縱的樽節自控，情感的基調是歡樂明快的；也有北京綿綿冬雨的令人窒息的“陰沉”與“氣悶”，感慨文化古都都缺少“精煉”的“茶食”，聽不到悅耳的報春“鳥聲”，以及得知“初戀”情人死後的淡淡的哀愁，情感基調是“氣悶”和“苦澀”的。周作人小品文藝術是植根於他對“生活的藝術”的理解的。他在《北京的茶食》中說：

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

他的“閒適的小品”就是基於對生活的開闊而深刻的理解，為了生活的“消遣與調劑”而寫出的。這類平和沖淡、閒適苦澀的小品文裡，“景”、“知”、“情”、“趣”、“理”渾然一體，有著樸素而清新、單純而豐富、閒適而苦澀的獨特風致和雋永神韻。周作人“閒適的小品”的成功，啟示著現代散文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發現“美”和創造“美”，開創了以他為代表的現代小品文流派。

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心發現隨處可見的“美”和創造“美”，然後就能享受生命的快樂。這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可以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