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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錢糧問題也就成了趙營現階段的頭等大事。

幾次會議下來，營中高層基本上達成了共識，認為要解此燃眉之急，所賴的無非還是“開源節流”這四字真言。

先說“節流”，經過營中各派激烈的討論後，趙當世最終拍板定論，一萬兩千人，絕不是現在趙營能支撐得起的常備軍數目。就看左良玉，那般財源廣進，手中捏著的也不過五千來人，一如當初四川總兵侯良柱，把控了幾乎所有的川陝通路，兵也多不過五千。這當然一方面是怕人數過多引起朝廷猜忌，另一方面也著實是疲於養兵的負擔以及練兵的壓力。

按計劃，趙營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內，將野戰兵力逐步壓縮到五千到六千人，分別額度安排是無儔軍二千五百、效節軍一千五百、起渾軍一千、飛捷營五百，其餘親養司、特勤司等等林林總總加起來一二百人不等。

“本想受了招安，就好過上逍遙日子，哪想到當了官，這手底下能使喚的兵馬，還少了去。”郭如克本就對招安有意見，這下更是不滿，私底下恁地牢『騷』滿腹。

他的想法並非孤立，兵越帶越少，營中軍將也有好些感到鬱悶。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趙當世的觀點與他們不同。他從始至終都是精兵路線的堅定擁躉，偶爾順勢合營或者擴充都只能看作權宜之計。豢養龐大的軍隊，對後勤以及『操』練是極大的挑戰，趙當世腦袋很清醒，裹挾蟻附加剽掠的法子當流寇可以使，要定下來萬不可能。

他舉例子給郭如克等人，說若營中養十萬頭豬用以作戰，將會如何？結果自然是，既要面對戰場毫無疑問的潰敗，又要擔負巨大的錢糧壓力，一舉雙失，何苦而為。郭如克等若有所思，又聽他苦口婆心曉以利害，倒也不是不明事體的人，那些不忿的話便都收了回去。按他們所想，多少年同甘共苦都和趙營一起捱過來了，不差這一時。兵沒了往後做大做強可以再招，若趙營真給拖垮了，一切都於事無補。

再說“開源”。出乎趙當世的意料，這這一點上，何可畏胸中早有成竹。他主掌營中軍資，並牽扯營中錢糧、人事等諸多方面，在後勤這一點上思慮最多，對於這一塊的見解營中沒有一個人能出其右。

他為趙當世列舉了四項方略用以籌措軍資。

第一，屯田。這其實也不能完全算作他提出來的，自古屯田皆是利軍利民的善舉。西漢時晁錯、趙充國都提議過徙民實邊、戍耕並顧的舉措；東漢曹『操』在棗祗、韓浩等人建議下也以屯田給軍，首年即“得榖百萬斛”，後顧無憂；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大力推行衛所屯田，所謂“寓軍於民”，其人更是得意道出“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粟”的豪言。

回看趙營本身，朝廷既然接受了招安的請求，也不是隻做些表面文章，多少還算厚道，給了一些實際的好處。其中就包括了棗陽縣鹿頭店西面的上好土地。棗陽曆經戰『亂』多年，百姓逃散、死亡多有，所以縣內缺人耕種的無主荒地多有。據諭旨上稱，劃給趙營自給自足的土地有二百頃，但何可畏實地考察過，估計真實面積為一百五十頃左右。

北方多旱作，南方多稻米。明季畝產產量最高的太湖流域，腴田能達熟一季收穫四、五石之上。江浙以及四川平均都在畝產三、四石，而湖廣素為魚米重地，尤其是東南逐漸轉以棉、麻等經濟作物為主之際，其地糧產更有較大發展。何可畏謹慎，保守估計，趙營的田畝產潛力最差也在三石。而以當前湖廣普遍一年兩熟、秋主春次的情況估計，秋作視為三石，那麼春作產量為其一半，綜合計算下來，一畝每年可有逾四石的收成。趙營的一百五十頃每年總計能產出稻米總量當在十二萬石。

至於參與屯田的勞力，初步規劃，裁撤的兵力不遣散，作為主力屯田兵，而趙營的戰兵除卻日常訓練，也兼職耕種，如此一來，勞力綽綽有餘，並不足為慮。十二萬石供給軍需、蓄為種子外，仍有結餘，便可以外銷。只此屯田一項，就足以供養起趙營上下的米糧之需求。

然則何可畏精明，照他所想，棗陽可用土地甚多，偌大趙營只得區區一百五十頃忒無道理，他向趙當世提議去和棗陽縣交涉，至少要再索要一百五十頃好地。這件事趙當世還沒有合適的由頭，暫且按下不提。

第二，設卡。棗陽縣的交通地位不言而喻，即便戰『亂』時節，從河南、湖廣、陝西等地往來的客商行人依然不絕如縷。趙營既然駐守在鹿頭店咽喉要地，沒理由不從過路費上分一杯羹，況且何可畏託龐勁明查訪過，鹿頭店四面，光巡檢司設立的哨卡就有七八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