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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衙門中職務，分官、僚、吏。官為正職，僚為副職，皆有正兒八經的朝廷品級，稱“品官”。吏的地位則遠在其二者之下，無品級、“不入流”，由官僚自己“辟召”，嚴格而言其實算是在衙門辦事的百姓。即便吏員也有考評、升遷、罷黜制度，但涉及官僚機制、背景素質及工作性質等諸多方面，想轉吏為官，難度相當大。譬如萬曆年費縣吏員楊果受任費縣知縣，一時便“朝野譁然，輿論紛紛”，人皆以吏員不能擔任“正印官”為由大肆抨擊。

然而，有道是“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由朝廷統一任命的官僚雖然手握大權，可地方政務的運轉實質上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沒有官銜的“役夫”與“胥吏”。役夫是本地按照稅役法服役的差遣人員，多充更夫、捕快、獄卒等勞逸，地位猶低。胥吏好些，大多是謀不得出身的讀書人，行“刀筆之能”，故又稱“刀筆吏”。且若一人曾出為胥吏，則此人就會被永遠剝奪進士科考核的資格，入仕為官的路算被徹底卡死了，是以又有“一日為吏終身為吏”的說法。胥吏基本僱本地有經驗者充任，很多崗位缺少後繼，甚至有以耄耋年仍兢兢業業者，少數重要崗位由官員隨行帶來的幕僚充任。棗陽縣各衙門官僚死絕，無一倖免

，吏員則七七八八活下來大部分。這是一樁好處，意味著只要在幾個關鍵點位上安上人，整個縣的中樞依然可以一如既往，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

縣中官僚職級雖不大，好歹都是朝廷命官，有朝綱律法為強背書，趙營擺佈他們，操作空間和彈性無疑小了許多。但胥吏就大為不同了，根基淺薄，只要不鬧出太大動靜，趙營的勢力鎮在那裡，威逼利誘的後顧之憂幾乎可忽略不計。

棗陽縣素由知縣、典吏主事，說得更確切些，乃是曾為典吏的褚犀地的一言堂。這樣更好辦，派一個頂替褚犀地的位置，接盤過來就行了。這個人選趙當世認為沒有比覃奇功更合適的了。較之起趙營中其他文武，覃奇功在忠路宣慰司時曾有過政治經歷，廣涉政軍，可謂“上馬治軍，下馬治民”的人才。遍觀趙營上下，綜合素質能出其右者微乎其微，把棗陽暫時交給他打理，趙當世是一百個放心。

棗陽縣內要規劃的事有很多，趙當世交給覃奇功的前期任務有三。一為收攏民心，安撫民眾，將因曹營荼毒而引發的恐慌動盪局面穩定下來。揭露祝允成、褚犀地之流的卑劣行徑，同時宣傳趙營以及趙當世本人的光偉正形象。二為整頓吏治，籠統而言便是“打擊異己，安插人手”。棗陽縣胥吏眾多，心思各異，確定願意與趙營合作者、剔除同床異夢者是重中之重。此外，褚家一倒，大量關鍵崗位空缺出來，趙營中也需及時安排自己人補進去。三為重新檢地，曹營帶來的兵災導致了縣中包括褚家在內許多大戶闔門被滅，無數膏腴良田頓成無主之地。這些地趙營當仁不讓，都要接手過去。除卻田地，其他魚、礦、鹽等產業也一併歸算在內。

此三項任務看似簡單，卻為後續趙營即將著手的一系列舉措打下基礎，內中細節之紛雜繁複，趙當世心知肚明，不一而足。這樣的重責，在趙當世看來，也只有覃奇功才有能力擔負。令趙當世欣慰的是，覃奇功將他的委任一口答應下來，毫無推辭，言語之間，更頗顯堅定自信。有他這份態度在，趙當世自無多慮。

第三件事，規劃新一輪的軍改。

歷經回營、曹營兩番苦戰，趙營雖然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代價也不小。惠登相、景可勤、宋侯真、廉不信等軍官被捕被殺，職位空留，亟需替代，兵士或傷或亡近二千，亦要補充。另有王光恩等部新附，兵馬入戰兵入屯田兵都得調劃，更繳獲馬匹數千，軍資無計。此類種種，均非一日能夠捋清。趙當世百事纏身，決定將此番軍改的工作交付侯大貴、王來興、何可畏為主，昌則玉、穆公淳為顧問的小組主持，自己只參與一些重大決策。這是趙營成軍以來他首次沒有主持軍改全程，但憑著以往積累下來的經驗，趙當世對他們的能力與熱情還是抱有相當的信心。

以上三件事做完，尚存最後一事。九月初七，天剛破曉，僅在棗陽縣城住了一宿的趙當世便輕裝簡行，踏霧出城，驅馬趕往範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