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要劉安祺擔任“反攻聯軍總司令”。劉氏又說：　“我們還根據沙盤作業在南部地區，包括嘉義、臺南、高雄　舉行‘昆陽演習’，包括海、陸、空三軍，以陸軍為主，是歷年　來規模最大的演習。我在演習中擔任反攻聯軍總司令……當時計　劃主力在金門對岸的圍頭登陸，此外，潮汕、青島都是登陸點。演習的時候在林邊附近的海岸設了一個登陸發起站。”

劉安祺還說：“因為美國人盯得很緊，我們也怕訊息洩露出　去，所以行動相當隱秘。”

事實卻不然。虎年一到，蔣介石就不斷向美國訪客強調，反　攻大陸的日子來臨了，只要“國軍”部隊登陸大陸沿海，大陸同　胞一定會聞風起義。當時美國國務院中負責情報及研究的希斯曼　說，國民黨政府“透過官方和非官方、公開與私下的管道，一直　向華府施壓，而且日甚一日。”

蔣介石擬定的反攻計劃，先叫“國光計劃”，後又改為“旭光作戰計劃”。

“國光計劃”是蔣介石密令三軍“副總參謀長”執行官唐守治中將擔任召集人，精選優秀軍官，配合參謀本部若干人員，成　立一個作業中心。後來，美國得悉蔣方瞞著他們搞“國光計劃”　後，勃然大怒，臺灣當局只好請美國人也來參與，該項作戰計劃也隨之易名為“旭光作戰計劃”。該項作戰計劃設想是國民黨軍　先在閩南粵東地區登陸，迎後續部隊到達，攻佔福州、海豐等　地，建立攻勢基地，形成先期有利聲勢再向內地發展。

希斯曼在回憶錄《推動一個國家——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策略》裡透露，肯尼迪政府面對來自親臺北者的巨大壓　力，內部引發了兩種不同主張的激辯。一派主張支援國民黨軍反　攻，認為國民黨軍的先頭部隊在沿海建立灘頭陣地後，可能造成　星火燎原之勢，已經和中國分手的蘇聯，不可能出兵助戰；持反　對立場的人則表示，國民黨軍打算先行在沿海登陸一、兩個師的　目的，乃是企圖引誘美國介人，並導致美國與中共發生大戰。他　們擔心國民黨軍登陸後，大陸同胞並未揭竿而起，中共亦未垮臺，則豈非要重演一年前（1961）古巴豬灣事件的慘劇？且後果可能更糟。

這倒使主管情報研究機構的希斯曼大為苦惱。他雖然盡全力　蒐集中國大陸方面的情報，但連自己也不相信手無寸鐵的中國老　百姓會起來對抗大陸政府。在大陸的中國人是不是真的不滿新中　國，這種“不滿”會不會升華到“集體抗暴”，他心中無數。終　於有機會和一個人討論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的問題，這個就是蔣經國。

1962年3月初，美國在馬尼拉舉行駐亞太使節會議，遠東　事務助理國務卿哈里曼囑希斯曼專程赴臺瞭解國民黨當局的反攻　意圖。希斯曼於3月8日下午飛抵臺北松山軍用機場，即直奔蔣經國辦公室。

蔣經國秉承父意，引用大量“敵後情報”，向希斯曼說明　“反攻大陸”的理由。小蔣多次重複老蔣近些時候的講話，如　“面對當前反共鬥爭的新形勢，真是報國救民千載一時的機會”；　“今日反共形勢，我們已由掌握復國之鑰，進而要開啟鐵幕之門　的時候了”，等等。

歸納地講，蔣氏父子對1962年“反攻大陸”充滿信心，其依據是：

第一，蔣介石將大陸看得一片黑。蔣介石宣稱：　中共“現在是處於公社失敗，工業倒閉，俄援不繼，災荒飢　餓，空前未有的毀滅恐怖的當口；亦就是天災人禍，交相煎迫的　當口”；　“陷於全民的反飢餓、反控制、反鎮壓的大潮大浪之中”。“中共部隊的效忠精神業巳愈來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　權無法以較人民為多的食糧配合供應他們的部隊”。

大陸民眾“所遭受的迫害，已達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　數中國人民，均熱切盼望我反攻大陸，推翻中共政權”。

蔣介石完全是主觀臆斷。大陸發生饑荒不假，有的地方餓死　了人也是事實。但蔣介石忽視了大陸人民的精神。因為大陸上上　下下都在勒緊褲帶，同心同德，不但要抵抗災荒，而且咬緊牙關　還蘇聯的債。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囂，反而激起了大陸人民戰勝　困難的熱情。連普通百姓聽說蔣介石“反攻大陸”，都是嗤之以　鼻；只有福建沿海一帶戰備稍緊。

第二；蔣介石企圖利用中蘇之間的意見分歧。蔣介石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宣稱：

“這兩個共黨集團間的分裂，在赫魯曉夫或是毛澤東任何一　人被清除之前，沒有彌縫的機會”。中共與蘇俄間“爭執激烈。　如果中華民國軍隊反攻，蘇俄將不會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