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會的革新是很不容易的。但這畢竟是一種進步，哪怕進步不大，而且，生活本身迫使我們走的也只能是這條路。（掌聲）

不過，大多數後來發言的人，我想其中也免不了有總書記及其親信的示意，還是以慣常的戰鬥激情，繼續狠批葉利欽，最後他的恢復名譽問題也就不了了之。

為了舉個例子，我想引用一段利加喬夫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

也許，讓我來談同葉利欽同志發言有關的事情，要比領導班子裡的其他人更難。這倒不是由於事情也牽扯到我。不過，也該是釐清事情真相的時候了……

不應該沉默，因為共產黨員葉利欽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看來，他所擁有的不是創造力，而是破壞力。他對改革過程，對黨所認可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評價是不對的，是錯誤的……

葉利欽同志在中央全會上責備中央書記處的內容，也正是他本人在莫斯科市委的所作所為。我想指出一點，作為市委書記，他本人卻從來不參加書記會議。我還要說，有一點讓人很難相信，那就是他身為政治局成員，應該參加政治局的會議，這些會議一開就是八九個、十來個小時，而葉利欽卻幾乎總是從不參加討論那些全國性的重大問題，從不參與那些全國人民等待著的決定。他在沉默，他在等待。真是咄咄怪事，可這是事實。難道這就意味著黨內同志式的態度？中央書記的工作，中央機關活動的目的和意義，不就在於幫助地方做好工作嗎？

這次代表會議之後，葉利欽身上受迫害的人民英雄的光環變得更燦爛了。過了不多時間，儘管想方設法對他進行了愚蠢透頂的阻撓，但他還是以巨大差額勝出自己的選舉對手，當選為人民代表。如果代表會議真的為他“恢復了名譽”，那也許就不會出現新一輪醞釀破壞事件的過程。由於我們的民族心理，“失寵”反倒幫他贏得了選舉。

我在這裡並不想討論“上層”的策略是對還是錯。其實這裡的回答只有一個，就是這種策略愚蠢到家。遺憾的是葉利欽本人同當時他的“敵人”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而且他在自己的書裡甚至還寫道：“我是這個制度培育出來的。”當這一天終於到來的時候，他只不過是跟欺侮過自己的人算了一筆總賬，把黨給查禁了。他不過是個我們土生土長的羅賓漢，他的鬥爭物件就是黨的高層，因為他當眾受到了對方的鞭笞。他贏了。於是他懷著一種痛快的心情把對手侮辱了一番。至於他同時也把1900萬共產黨員推進了汙泥塘，那就無所謂了！至於法律受到了踐踏，那也只是小事一樁！然後，他成了俄羅斯的大老闆，成了“沙皇鮑里斯”，他對此一點也不以為恥，反而不止一次地到處宣揚……

20年一直待在黨的機關——這會使性格產生嚴重扭曲。我還沒見過一個機關幹部，在權力機關裡的經歷對他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這種扭曲常常會使人的靈魂變得醜陋，使信仰、理想、希望喪失。如果我還相信葉利欽是“真誠地入黨”（這是他的話）的話，那麼，1990年，在黨的18次代表大會上他的那種故作姿態的退黨，其真誠性就很引起我懷疑了。那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治理我們這個分裂的國家的問題上，在黨死亡之後，在以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派”掌權之後，情況又有多大的變化呢？要說好的變化，那可是絕對談不上。

黨內局勢（7）

19次黨代表會議表明，在黨內已經形成了一種明顯的認識，雖說當時還不太成形，稍後不久，這種認識就以一句非常流行的話表述出來，那就是：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在徹底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政治體制必然也要求進行變革。這一點使我們在經濟領域和生產領域工作的幹部特別感到不安。

我們心裡非常明白，經濟管理工作越是向前發展，就越是會集中到黨的領導手裡。但與此同時，以黨的領導人為代表的最高當局，實際上對國家發生的一切卻不負任何責任。在已經形成的政治體制中，立法機構——最高蘇維埃以及各級蘇維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把黨的機構所制訂的決議草案賦予法律法規的形式。選舉機制也越來越形同虛設。這樣一來，各級蘇維埃的威望也越來越不顯著，儘管就其本質和潛力而言，它們實際應該擁有對國家和社會實行有效民主管理的一切必要條件。

今天，許多人，特別是所謂的民主派，已經完全“忘記”了，正是蘇聯共產黨，在19次代表會議上最早宣佈了進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就像過去那樣，第一個提出的問題是純經濟方面的問題：對第15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