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躺著，兩眼瞅著天花板，思念著家。這並非說他當真還有一個家，因為缺少一個更合適的字眼，他還是思念起那個他出生的地方來，在那兒，連綿不絕的野草叢和矮樹蔓延在蒂龍和多尼戈爾的邊界上。

他在靠近卡塞爾德格小村的一個地方出生長大，這個小村屬蒂龍郡，而在和多尼戈爾接壤的邊界上。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離那個村子一英里外的山坡上，向西能眺望多尼戈爾。

人們把多尼戈爾叫做“上帝忘記完成的一個郡”，那兒只有幾棵樹，都向東彎著腰，不斷吹來的北大西洋的風把它們吹彎了。

他的父親開了一家亞麻廠，生產優質的愛爾蘭亞麻。在那個小地方，他算是當地的鄉紳了。他是個新教徒，而幾乎他所有的工人和當地的農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北愛爾蘭，這兩種教徒從不交往，所以小卡洛不和別的孩子玩耍，卻在馬群裡和馬交上了朋友；那兒是一個多馬的鄉村。他還不會騎腳踏車就會騎馬了。5　歲時，他自個兒就有一頭小馬駒。他還記得他騎上那頭小馬駒到那個村子的老薩姆·蓋利先生開的糖果鋪去買半便上水果粉。

8　歲時，他在母親的催促下，被送往英格蘭的一所寄宿學校讀書。他的母親是出身富家的英格蘭人。因此，在以後的10年裡他學做一個英格蘭人。實際上，無論是說話還是姿態，北愛爾蘭人的痕跡在他身上已經消失了。假期裡他回家去，又跑進荒野，走向馬群，可是卡塞爾德格小村附近和他同歲的人他卻都不認識，所以假期裡雖然他很健康，卻覺得十分孤單，他時常久久地在風中策馬飛奔。

22歲那年，他在皇家海軍陸戰隊裡當一名中士。正在這時，他的父母在貝爾法斯特的公路上因撞車身亡。他回家奔喪，那時他腰繫黑皮帶，打著綁腿，頭戴突擊隊員的綠色貝雷帽，出落得十分英俊。喪事過後，他把衰敗得行將破產的亞麻廠賣掉，封上家門，又回到撲茨芬斯去了。

那是N　年以前的事了。他在海軍陸戰隊服滿了5　年兵役後，又回去過平民的生活。他混過好幾個差事，直到後來被一家影響遍及非洲的倫敦貿易公司錄用當職員。在倫敦見習期間，他懂得了公司的組成，懂得了做交易和積累利潤，懂得了建立控股公司和在一家謹慎的瑞士銀行開戶頭的價值，他懂得了這些事情的複雜性。在倫敦待了一年以後，他升任該公司烏干達分公司的副經理，他就是從那兒悄然離去，開車進人剛果的。就這樣，最近6　年他過著一個僱傭兵的生活，時常是一個亡命之徒。他充其量也不過被看做是一個受僱計程車兵；說得最難聽的，是一個僱傭的劊子手。麻煩在於一旦他以僱傭兵聞名，就休想再回頭了。在公司裡謀一個職位並不是問題，可以辦到的，必要時甚至化個名就能行。再說，即使處境每況愈下，他也可以去當卡車司機、警衛，或者幹別的體力活兒。真正的問題在於他是否能忍受那樣的生活：坐在辦公室聽候一個身穿深灰西服的小個子男人的吩咐；眼望著窗外，卻回想起叢林地區。那搖曳的棕櫚樹、汗味兒和火藥味，把吉普車拉過橋時人們發出的抗議聲，在進攻前令人毛骨驚然的槍炮聲，仗打過後因還活著而發出的粗野殘忍的歡笑聲。回想著這一切，再回頭去理賬和趕上下班的火車，這樣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他明白，一旦去幹這樣的工作，他會苦惱至極。因為非洲就像一隻采采蠅一樣咬人，一旦毒汁進人血液，就永遠也不能除去。

就這樣，他躺在床上，又抽了幾支煙，非常想知道下一次的生意在哪兒。

五

西蒙·恩丁懂得，任何人間資訊，包括第一流的僱傭兵的姓名地址，在倫敦是必定可以設法瞭解到的。惟一的問題是要知道從哪兒開始找，向誰打聽。

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喝著咖啡，沉恩丁一個鐘頭，然後出去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到“艦隊街”。透過在倫敦最大的一家日報社採訪部做事的一位朋友，他得以走進剪報圖書館，請檔案保管員替他找他想研究的剪報冊。他花了兩個小時研讀那些代辦處的檔案，這些檔案包括過去10年英國各報有關僱傭兵的剪報。其中有涉及加丹加＼剛果、葉門、越南、柬埔寨、寮國、蘇丹、奈及利亞和盧安達的文章，包括新聞、評論、社論、特寫和照片。他把它們都看了一遍，並且對作者的名字特別留意。

在這個階段，他沒有去尋找某個僱傭兵的名字。因為反正他們的真名、假名、化名、綽號實在太多，他有點懷疑其中有些是假的。他在尋找一個研究僱傭兵的專家的名字，一個作者或者是一個記者，他們的文章似乎使人足以相信作者本人對他的研究題目是精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