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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按弗利的說法，他在天津收到從秦皇島轉來的行李後，開啟自己的私人衣箱時發現有兩樣東西被盜。卻並沒有開啟軍用提箱檢查“北京人”化石是否還在。弗利的這一說法顯然存在著足夠的不合理性。因為軍用提箱裡裝的是“北京人”化石他是知道的，其重要性和他自身的職責他也是明白的，那麼為什麼明明發現自己的箱子已經被盜，卻依然無動於衷，不去開啟軍用提箱檢查一下“北京人”化石是否也已被盜呢？再者，弗利所說的那兩位“平時最信賴的中國朋友”又是誰呢？如果弗利真的是將箱子交到了那兩個“最信賴的中國朋友”的手上，那麼箱子就應該不會丟失。因為憑藉兩個中國人的智慧，在自己的國家裡藏住兩隻箱子，躲過日本人的視線，是不應該成問題的。

第四，按照弗利的說法，他和哈斯特上校在北平豐臺分手後，哈斯特上校還擁有那隻軍用提箱。而美國記者普魯勃在１９５２年發表的那篇報道中卻說，當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裝上開往秦皇島的火車後，哈斯特上校就再也沒有見過任何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了；並且哈斯特上校在去世之前也從未提到過那隻箱子的事情。那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到底該相信誰的呢？哈斯特上校並沒有參與“北京人”化石的包裝和運送，這一點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從哈斯特上校本人的性格、興趣和愛好來看，他對此事也不會過分熱心。因為作為運動員出身的哈斯特上校在華任職期間，除了對中國的藝術品稍感興趣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現更像一個武士。

第五，按照弗利的說法，他回國後之所以沒向美國當局報告箱子的事，是因為不能越級報告。弗利的這一解釋看起來有些道理，但稍加琢磨，便很難經得起推敲。因為據夏皮羅此前的調查，哈斯特上校從日本遣返回國後，於１９５２年不幸去世。

哈斯特上校在去世前，未向美國當局報告過箱子之事，至於什麼原因，不得而知。按照夏皮羅的理解，“北京人”的整個轉運計劃和過程是由美國公使館和協和醫學院秘密協商而定的，哈斯特只不過是請去幫助完成這項非軍事行動而已，所以轉運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的事並非哈斯特上校的本職工作，因而“北京人”失蹤後主要責任自然也不在他身上。哈斯特回國後，美國當局並未對他進行過這方面的追查，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去引火燒身，自找麻煩呢？因此，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話，哈斯特上校未向美國當局作報告（或者還沒來得及去報告），似乎算在情理之中。然而問題是，哈斯特上校去世後，尤其是中美之間上演的那場到底是誰偷走了“北京人”的指控與反指控的鬧劇鬧得滿世界都知道後，作為這方面情況的惟一的知情者的弗利先生，無疑有責任、也應該向美國當局報告。可弗利先生卻一直未向美國當局透露隻言片語，直到今天，才將在內心深處已經凍藏了３０年之久的情況說出，這又是為什麼呢？

……

經過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夏皮羅帶著諸多的疑問，又來到了弗利博士的診所。當他向弗利和戴維斯提出一些疑問並請二位給予解釋時，卻遭到了弗利婉言謝絕。弗利明顯有些不快地告訴夏皮羅說，他所講的全部是真實的可信的，要是有差錯，那一定是別人而不是他和戴維斯。

繼續談下去是不可能了，夏皮羅只好離開了弗利的辦公室。

夏皮羅的這次調查儘管留下了一些遺憾和疑團，但弗利和戴維斯的出現，畢竟使他又得到了一些有關“北京人”丟失前後的第一手背景材料，為下一步尋找“北京人”提供了新的線索。而這些新的線索，他認為對探索“北京人”的下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視的，儘管還有待於做進一步的考證。

當然，夏皮羅博士也深深感到，如果說“北京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