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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門就是漢門，原是在大陸抗清失敗之後，退守海外的天地會義士們改名換姓的產物。因為喪失了中原的土地，所以在“漢”字裡要除去“中土”就成了現在的洪字。

隨著臺灣的鄭氏政權的衰微，以及鄭克爽後來的降清，使得那些不甘剃髮，接受滿人統治的大批洪門兄弟再度南下遷徙。他們遠離祖國，將自己的天地會《洪門》逐漸傳入南洋，蔓延於安南、暹羅、緬甸、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一帶。

由於這些華人移民時常受到當地土著和西方殖民者的雙重壓迫，生活苦不堪言，許多洪門子弟便號召當地華人武裝起來自保。在反抗蘇丹王國以及西方列強的過程中，南洋一帶的華人主要聚集地內，先後形成了不少頗具政治影響的華人團體，商會，村寨。以至於在不久之後，這些最初的勢力團體逐步發展成為南洋各地的獨立華人王國。

只是，這類“個體戶”式的華人國家個個勢單力薄，政治、軍事、經濟的發展均受到嚴重限制，而當時的中國是滿清王朝，韃靼們根本不理睬海外叛逆的死活。那些南洋自謀出路的華人王國，其實力顯然比不上在世界各地出現了一個個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因為歐洲列強採取了大力扶植的政府行為；尤其可悲的是，本是同根同源的海外華人，不僅不相互幫助共同抗擊外敵，卻是忙於國人內部的廝殺，甚至還在對方落難之際落井下石。很快，上述個體戶們猶如曇花一現，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紛紛滅亡於西方殖民者對東南亞的侵略狂潮之中。

趙凱於前世，拜讀過許多交流學者記載的華人立國創業史，但在瞭解到這些華人王國敗亡的真正緣由，竟然是相互之間無休止的內鬥。與大明朝的覆滅於野蠻人之下同出一轍。無限惋惜與感嘆之餘，不禁套用出魯迅的那句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等到安德魯在歐洲進一步站穩腳跟，不斷擴充實力之際，他就派遣王繼業代替自己前往呂宋殖民地。行駛反清復國的重擔。臨行前，安德魯就曾告誡王繼業一段銘記於心的話：

“我的革命同胞，當你在南洋各地營造復國勢力，準備未來的中國革命時，必然會與那些不願聽從自己號令的華人團體發生利益上的衝突。倘若，這些人能在民族大業的旗幟下與你真心合作，固然很好，你可以竭盡全力去幫助他們。扶植他們；不過，我擔心的情況卻是，有些人更願意獨立山頭旨在稱王稱霸，僅僅將自己以及小團體的蠅頭私利放在眼前。

假若真是那樣，你也不必客氣太多。我授權你可以憑麾下的借船堅炮利，徹底的去清掃他們，用武力迫使他們最終臣服。數年之內，你應當實施某種程度上的獨裁，目的在於將分佈南洋各地的華人勢力統統團結起來，讓數百萬人的華人徹底放棄他們之間的內鬥。無條件絕對服從你的指揮與安排。尤其在向外方面，只能發出同一種吶喊的戰鬥聲。”

之前，王繼業對於領袖的話自然是將信將疑，但等到自己開始面臨同胞們的發難時，心中無限感同領袖當初的先見之明。不過，在實行獨裁的問題上，王繼業卻不以為然。畢竟他本人真正受過法國革命思想的薰陶，自己又在憲政主導的不列顛王國下，生活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內心深處，他更加推崇民主與法制，不希望太過專權。

王繼業在抵達呂宋之後，僅僅在軍事上保有必要的絕對權威，政治生活的其他領域，卻是在鼓動斯文森總督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各項精神綱領，付之於實踐中。包括成立殖民地民主議會，設定保民官，建立巡迴上訴法庭逐步完善司法獨立，等等。

上述種種政治主張之所以能貫徹執行，除了王繼業自己的當初設想外，也是一個華人的所作所為深深影響了王繼業本人，而這個華人就是羅芳伯，第一個在西婆羅洲《今西加里曼丹島》建立共和國的人。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鄉試不第的羅芳伯，漂洋過海，登上婆羅洲。到了東萬律，他最先建立的是蘭芳會，一個以保護華人社團為業的組織，其實就是一個幫會。在自身發展壯大的同時，東萬律面臨內憂外患，內部有天地會互相爭鬥外部又有強鄰入侵，在印尼的荷蘭殖民者曾多次向坤甸一帶發動武裝侵略。羅芳伯和當地華人一起，協助當地蘇丹首領平了土著人的叛亂，得到了首領的嘉獎，將東萬律劃歸羅芳伯管轄。這塊地方有十多萬人及南北幾十公里的產金地，吸附華人數萬，土著好幾十萬，進而成立蘭芳公司。

1776年，羅芳伯將“公司”改為“共和國”，建立了自治政府。這一年定位蘭芳元年。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