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長期留在井岡山，就會影響湘鄂贛邊區的發展。一種意見是接受前委指示，保衛井岡山後方，使紅四軍主力安全脫離敵軍包圍，向白區發展。如果紅五軍不承擔這項任務，紅四軍離開後，湘贛邊區政權也可能受到損失，甚至搞垮。故我們應當承擔起來。第一種意見是大多數，第二種意見是我和代遠。我們說服了不同意見的同志，準備犧牲區域性，使主力安全向外發展。

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計劃轉移到敵後，也就是敵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隊，尋找戰機夾擊敵軍，以打敗敵軍的“圍剿”。他們從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進時，江西敵軍之謝文彬旅即尾隨紅四軍之後。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殲滅或擊潰該敵的。我四軍進至大餘、南康，遭受謝文彬旅襲擊，經贛南安遠、尋鄔向閩西南轉進了，這就完全脫離了井岡山。堅守井岡山的五軍，五個連分守五條路，成為孤軍奮戰了。

井岡山突圍

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的第三天，湘贛兩省白軍約十二至十五個團向井岡山合圍攻擊。“圍剿”井岡山之敵，湘贛兩省各為四個旅八個團。進攻時，湘敵只發現七個團；贛敵除謝文彬旅尾隨我四軍外，還有三個旅六個團，進攻時只發現五個團。似此，進攻井岡山之敵，全部兵力大約是十二至十四個團。每團平均以二千人計，當在二萬四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我以七八百人對上述敵軍兵力，敵優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重層圍攻三晝夜，我黃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陣地均被敵突破。我守黃洋界的李燦大隊（連），八面山之彭、李大隊（連）均被敵隔斷。

我和賀國中在茨坪集合了三個大隊、特務排及後方勤雜人員等五百多人，在敵重層包圍中突圍，如果不突圍，當然會全軍覆滅。但紅軍留下的傷病殘員、婦女、小孩一千餘人，要突出敵軍重層包圍，則部隊要在前面開路，又要在後面掩護，真是不容易。從井岡山主峰腹部的懸崖峭壁處，在獵人和野獸爬行過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敵軍第一層包圍。

時值嚴寒，天下大雪，高山積雪尺許，我的乾糧袋炒米丟失了，我不願別人知道，兩天未吃一粒米，飢餓疲乏，真有寸步難行之勢。可是槍聲一響，勁又不知從哪兒來的。在爛草田擊破敵軍阻擊小部隊，算是突破了第二層包圍。

突圍的第三天，剛到大汾，又遭敵軍三面伏擊，在敵人三面火力交叉射擊下，我們有全部被殲危險。只有集中三個大隊突擊一點。我軍奮勇從中突破敵人伏擊陣地，繼續南進，算是衝出了敵人最後一層包圍。可是敵方兵力大，我軍人數少，突破口被敵封鎖，後面傷病殘人員又被包圍，傷員亦無法救出。我紅軍被三四十倍優勢之敵重層包圍攻擊，突圍後又遇伏擊，這樣險惡的戰鬥環境，除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外，其他任何軍隊都會被消滅。敵軍攻佔井岡山後，一時反動氣焰囂張，追擊、側擊、堵擊、伏擊，他們滿以為撈到了很多東西，其實什麼也沒有撈到，被英雄的紅軍打碎了他們的幻想。

可是這件事，在一九六九年國慶節後，我《人民日報》通訊員說成是彭德懷不要根據地，違反毛主席指示。我看這種人對根據地不是完全無知，就是打起偉大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他不瞭解什麼叫做根據地，也不瞭解如何才能創造根據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堅持根據地的鬥爭，只是一位信口開河的主觀主義者，他現在肚子吃得飽飽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隨聲附和地大罵違反毛澤東思想。讓他去胡說八道吧，謹慎點吧，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齒啊！

從大汾突圍出來，這時只有五百餘人。越過上猶、崇義大山，從南康上游渡過章水。時值臘月三十日過大年時節，離河岸不到三里即一大村莊，有數百戶，大地主家大擺筵席，慶祝年三十晚。紅軍一到，他們當然跑了。從井岡山突圍以來，已有二十日，在敵不斷追擊、側擊下，飢疲交困已達極點，遇此機會，大家是喜笑顏開，飽食飽飲自不待說。在吃飯時，我說要快走，離開這村五里也好。其他同志都不同意立即走，主張明天拂曉走。我說：“此地離粵贛公路線敵軍據點，遠者四十里，近者才三十里，渡河地某鎮有電話，恐已通知敵軍。我軍渡河近三小時，敵軍可能已經出動，晚上十二點，敵軍可能達到此地將我們包圍住，明早拂曉攻擊。過去敵軍不敢輕率，現在是打破井岡山的時候，反動派氣焰囂張，敵軍勁頭很大。”他們都說，拂曉前出發沒有問題。事實是，大家都很疲勞，把緊急情況看成了一般情況。平日滕代遠同志對軍事行動從不干預，這次他也不同意，把我氣得難以形容。

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