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切事情都得聽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所謂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的存在；同時也區別不開誰是統一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誰是消極抗日的右派，誰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些原則問題，在王明路線中是混淆不清的。

在當時，我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現在回憶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只是說了一些華北抗戰情況和堅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的問題。在會上並沒有支援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採取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客觀上等於支援了錯誤路線，因為在這樣的原則分歧上只能採取擁護或反對的態度，而不能採取兩可的態度。

會議時間很長，似快天明才散會的。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體問題。蔣介石根本沒有承認統一戰線，工農紅軍要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強迫戴國民黨軍隊的帽子，與國民黨軍成一種隸屬關係；企圖改變八路軍性質，同化於它的體系，根本沒有承認合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經過蔣介石，他決不會容許八路軍擴大，決不會容許我們有任何獨立自主，也不會有平等待遇。回去傳達就只好是，毛主席怎麼講，王明又怎麼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

第二天，我拿著寫就的傳達要點問洛甫同志（他那時是總書記，也是那次會議的主席），我回到華北以後如何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洛甫同志說，由書記處寫一個統一的傳達大綱。又過了兩天，洛甫同志交給我一個傳達大綱，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我回到華北以後，即按照那個大綱傳達的。對這個提綱研究了一下，感到仍然沒有解決具體問題。我想八路軍絕對不能被國民黨同化掉，故把雲陽鎮紅軍改編時的精神加進去。在這個大綱中，我加了一段，即八路軍是國民革命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應在下面三條原則下保持其光榮傳統：其一，保障和加強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其二，保障工、農成分的絕對優勢；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傳統，保持學習制度。當時我雖然對某些問題認識模糊，但保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是明確的。此外，對大綱沒有增減。傳達大綱是中央的決定，不傳達是不行的，但要使它如何切合實際，才能對於抗日民族戰爭有利。在傳達和討論這個提綱結束時，我還講了幾句話，大意是：根據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按照實際情況去辦。如給養問題，擴大八路軍問題，等等。

為了堅決保證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復了政治委員和政治部制度。規定了擴編八路軍的四種不同名稱。即：教導旅、新編旅、暫編旅、補充旅；分給四個戰略區，即：五臺山區、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各從第一旅起，擴編多少算多少，報告延安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備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請示，更不報告國民黨政府。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給養自籌。建設了根據地，有了政權區，可徵收救國公糧；沒有建設根據地政權以前，即捐、借、指派、沒收漢奸財物，不靠國民黨發餉、發給養。

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據地先後發本幣〔66〕，禁止偽幣和法幣〔67〕在根據地內流通，建設“三三制”〔68〕抗日民主政府。在戰爭指導上，是基本的游擊戰，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平型關的伏擊戰，及大破襲戰、反磨擦戰等，這些也是遊擊性的運動戰，我們把它叫做運動游擊戰，或叫做遊擊運動戰，沒有打過什麼正規戰。上述這一切，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都是根據毛主席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針執行的。紅軍兩萬八千人改編為八路軍，經過八年抗日戰爭發展到近百萬大軍，是在毫無援助之下成長起來的，如果沒有毛主席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不可能設想的。“七大”期間，毛主席寫《論聯合政府》報告時，在棗園我對他說過，華北抗戰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當時，毛主席說，是執行了正確路線，而不是什麼基本上。我說，百團大戰後期，在反掃蕩戰中，太行山區有兩個旅打得比較苦些，傷亡也比較大些。毛主席說，鍛鍊了軍隊。

但是，在傳達“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以後半年多的時間中，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中的官兵叛變的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