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於殲滅駐守靈州三十里處的東關鎮及其附近興州渡口的西夏軍隊。這樣做便做活了整盤棋。奪取渡口後，靈州就變成了孤城，宋軍一可斷絕夏軍增援的通道，打擊守城夏軍計程車氣；二可做出北上渡河攻取興州的姿態。讓駐守興慶府的夏軍不敢輕舉妄動，這樣便可以獲得更多的選擇權。

而趙檉奪取東關鎮後，可攻可守，先奪取了戰略上的主動，還有一個妙處，就是現在雖說是金秋時節，可天也涼了，他不想洗涼水澡，控制了東關鎮，便控制了黃河灌區的各個閘口。即防止夏軍掘開秦渠，水淹宋軍的悲劇重演，也可以讓靈州周圍的數十萬頃即將收穫的莊稼免遭水害，使他能有糧可徵。

趙檉率河東軍西征調集了五萬禁軍和十個指揮的蕃兵弓箭手及部分府軍，遠征千里，攻城掠地無數，可這時也顯現出缺兵少將的現象，一路上重要的堡寨，大的州城，都要分兵駐守。一路上羊拉屎似的留兵留將。而靈州所轄甚廣，僅靈州城就管轄三十六個堡寨，哪處都得派人上門做工作啊，否則給你暗地搗亂怎麼辦，可陝西軍還在道上堵著呢。他也不得不派人接應，好歹他們來了。自己就多了五萬可用之兵。所以他現在圍而不攻，先把吃的問題解決了，順便jǐng告一下週圍的西夏百姓，讓他們都放老實點，否則燕王爺隨時會變成閻王爺的……。

由於靈州方面沒有想到鐵門關破的這麼快，宋軍追著敗軍的屁股到了靈州城下，導致各城寨來不及急收入保，城外的大批良田不可避免的落入了宋軍之手，田中的莊稼大部分還未收割。為了防止夏軍狗急跳牆毀了莊稼，趙檉先圍了城，控制了各個寨堡，然後按照銀城時定下的規矩，派人上門徵收秋稅。

西夏建國前的党項社會就已進入封建社會，宗族封建制成為西夏的統治基礎。西夏的土地制度大體可區分為國家所有制、貴族佔有制、寺院和小土地佔有制，皇室和党項貴族也利用權勢侵佔田地，役使無地的農民耕種，收取高額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奪宋朝邊境地區的土地，變為私田。建國前党項政權統治下同鄰境的宋朝相比，賦役已相當繁重。

西夏建國之初，仿宋制建立的皇權機構中，設有“三司”“總國計應貢賦之入”，後又設“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等管理和徵收農、牧、商、手工各業的賦稅。西夏地處西北，耕地面積產量難與中原比量，而農業地畝稅率似乎也低，但是西夏的畝與宋畝相比較小，一畝約合二點七畝，所以摺合起來一點不比宋朝地，可除了糧食外，還有攤派的蒲葦、柳條、夢蘿、麥草、麥糠之類的東西，而苛捐雜稅同樣不少，甚至徵收的人頭稅不分男女全要繳納，只分大小不分男女，加上連年用兵，徵調更是常事，西夏百姓的負擔更加沉重。

宋軍對於西夏官有和貴族所有的土地一律採用沒收的政策，佃戶所交地租減半徵收；對於大、小地主，則不向租戶徵收，而是由主家繳納，當然要高點，加倍徵收；那些自有田地少於一頃的，則視為普通農戶，減半徵收。與此同時，對於大地主中手中的餘糧，則採用有償徵收的政策，價格當然要比白拿高一點的。

趙檉這樣做傷害的只是西夏少數大地主和那些免稅的皇族、貴族的利益，卻減輕了普通百姓的負擔，這樣即能順利徵收糧草，還能緩和與西夏平民之間的緊張氣氛，分化他們與所依附的地主、貴族的關係，為下一步的統治打下基礎。

攻下東關鎮後，趙檉將行營轉移到了那，這裡傍鄰黃河，緊靠通往興州的渡口，而且地勢較高。到達後，趙檉命令虎將趙勇率本部人馬攻擊耀德城，威脅蒲樂城，接應北上的陝西軍，同時調集徵用的萬餘民夫擴建東關鎮，將原有的寨牆加厚加高，向北延展到渡口，改建成一座控制渡口的要塞，並把徵集來的糧草存於寨中。

對於靈州趙檉一直希望能儘可能在不流血的情況下攻取，因為靈州不但是座軍事堡壘，同時也是西北地區的經濟中心，這裡是通往西域各國的重要交通樞紐，也是交易地，平rì也是各國商旅雲集，買賣興旺，其繁華程度不亞於太原，所以他想保留其商業中心的地位。

另一個原因是靈州城池堅固，不像夏州只有少量駐軍，防備鬆懈，一旦開戰就將是場惡戰，而自己的炮兵裝備的火炮重量輕，口徑小，難以對城池造成破壞，那就必須冒死登城，可那樣就需要大量的登城器械，這就jīng心設計製造，開打時便一鼓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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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州城市西夏的陪都，也是興慶府的屏障，雖然地勢平緩而無險可守，但是經過西夏人百年經營，此時已不同往rì了，城牆高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