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質上截然不同，時段上相距甚遠，中間尚隔著一個“近代”（無論是從1800年還是1840年算起）。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已不是“一個歷史”，而是被若干個關節，被無數個“偶然”（如外力入侵）、“假設”（若沒有什麼入侵），這樣一類“虛妄史觀”給割裂，弄得不成樣子的段落。

過去認為，傳統中國“封建”、“落後”、“老舊不堪”，從本文的角度看來，恐怕就不是了。當十八世紀，中國即與世界上現代化的早發國家“一同”（或略早於他們）面對了一些“現代問題”，和做出了若干“現代努力”。如此看來，中國並不一定只有一個被誰人“打斷”的，或由外力“提升”了的歷史。甚至也無所謂再區分什麼“內因”、“外因”，更不必在意“東方”、“西方”孰為中心。＇81＇或者，它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在邏輯上豈不也能成立？＇82＇或許，中國具有自己的並不輸於他人的“理路”，只因一向受限於傳統觀點，或“現代化”的固有模式，使人難以看清罷了。歷史上那些最令讀者扼腕太息的難以數計的危機和難關，在今天看來，恐怕也都不必那樣“哀怨”，無法索解。或許，它只是沒有如吾人（或某些人）之“願”而已。

面對這樣的歷史，換做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除了那少數幾個領頭羊以外），沒準都可為之“驕傲”；換做任何一個民族（就筆者遊學於歐美觸目所見），也沒有像我們這樣“失落悲哀”的。事實上，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古國來說，任何變革（包括革命）都不會容易，一定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艱難險阻，——這也已成為中國史的主題之一，窮則思變，至變方通，它好像就是要我們把所有的苦難和關口都經過一樣，＇83＇——中國到底要走向何方？“歷史老人”究竟有怎樣的安排？——對於這些，恐怕還要拭目以待。唯一肯定的可能就是，它不會如那些世俗的渺小願望就是了。

所謂“正面觀察”，並非只看歷史上“好”的一面，而是對那些無數的“失敗”也要抱一個“正視”的態度。另一方面，與某些學者認為十八世紀中國“相同”於西方（如英國）的經濟發展不同，我不過認為，中國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或十八世紀西方）的努力“相通”而已。儘管我們不知道這些“發動者”是誰，它多半卻不是來自歐洲；這些行為內含有許多傳統的因素，但也頗有悖於中國傳統道路之“常”。

說十八世紀是二十世紀的“先聲”，並不意味這兩個世紀可以等量齊觀（那樣還要我們史學家做啥）。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任務，正像我們不能期望古人替代了我們一樣，今天也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罪於古人（否則還要我們這一輩人做啥）。

但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就“解構”了“現代化”的命題，或者它有著多樣的面孔，並不能以“成功”的領頭國家“一把尺量遍天下”？或者，無論是對“資本主義”，還是所謂“現代化”，也許它並不那麼重要，也不是構成歷史的唯一視點？——例如本篇所說的“糧政”、“農政”，還有未涉及的國土疆域等等，皆為國之大政，大約是任何時代無論什麼“主義”都不能抹殺的問題，——或者它只觸及了歷史的某些方面，還有其他許多才是亙古以來恆久的存在？或者，它只觸及了某些外延，而未及其內涵？

站在長遠的“大歷史”的觀點，我們也可以說，那一時的成敗都沒有什麼，它們並不具有絕對的意義，世界歷史的中心問題，也許並不是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異”的物質成就，雖然未必是什麼“鏡花水月”，但又怎能成為衡量人類文化進步的唯一標尺？一部“心性”、“心靈”、“精神”和“文化”的歷史，不也格外重要？＇84＇；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學者卡內提（Elias　Cati）也批評說，今天假如只剩下一種信仰，那就是“生產”了，《群眾與權力》（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頁332）；而在法國心態史學家迪比看來，對於他所研究的人來說，經濟的實在性顯得無關緊要，真正實在的是超自然方面的心靈結構，《新史學》，頁182。）在這種觀點之下，我們豈不既能打破現有歷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它也不是所謂“精英”還是“一般民眾”的思想史可以包容的）？

至於“革命”也是一樣。當今既有人在“痴迷”革命，也有人要“告別”革命。其實，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革命”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與“現代化”過程亦不遑多讓，它也幾乎成了近代中國的主題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決了哪些問題（毛澤東晚年曾說：我只不過改變了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