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是以盛宣懷遞呈的請設銀行片中所請，可於李鴻章而言，其所看到的恐怕並非僅僅只是“銀行樞機所繫，現今舉辦新政、鐵路，造端宏大，非急建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氣脈，杜洋之挾持”。其看到的更深遠處，恐怕還是朝鮮統監府憑藉朝鮮銀行發行貨幣，代理債券，籌碼軍款的方便，當然在另一方面，建立銀行也是推行新政的必須。

“九督議政”表面上雖說讓地方擺脫的言官、中樞以及保守勢力的鉗制，可另一方面卻又割斷了各省之間的財政聯絡，而直隸三省的財政本就緊張，扣除每年一百五十萬兩往朝廷的解款之後，又要維持北洋陸水師，財政可謂是入不敷出，而總督衙門欲推行新政、大辦洋務更需要資金支援，窘迫的財政局面，使得李鴻章“不得不”仿效湖北設立禁菸局，以拓展稅源。另一方面整頓吏治，以為節源。

而新政的推行使得民間設廠的限制得已解除，在民族資本於天津一帶顯露生機之時，設立新工銀行，既能給總督衙門提供資金支援。解決衙門的財政危機，又有為民族企業提供信貸服務的，促進本地工商業發展，可謂是一舉多得。

也正如此，幾乎是在盛宣懷遞呈的請設銀行片的當天，早就深知銀行之重的李鴻章即同意並大力支援其創辦通商銀行。而其支援並沒只是存於口頭，單就是總督衙門將兩千六百萬洋款借餘存入銀行，但瞬間讓通商銀行的地位“顯赫”起來。

隨後總督衙門更是授予其各省公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