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大都席捲浙江全省之勢，一舉復東南之勢。

當列強們的眼光開始投向這個新生的“浙江省都督府”，開始探究著起義對清國政治的影響時，朝鮮隨之闖進了人們的視線，準確的來說，是朝鮮統監府以及駐朝新軍。

“清君側”，對於西洋各國的外交官、觀察家以及學者而言，無疑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但只要對歷史稍加了解，便會獲知，這不過只是一個“叛亂”的藉口，相比於杭州那些由“暴民”組成的“起義軍”，列強們無疑更關注駐朝新軍。畢竟相比於前者，後者是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政府軍。

而更為重要的是，其主導者是清政府官員，其行為是否會對清國的政治走向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這是每一個西洋外交官所關注的根本，當西洋外交官紛紛猜測著南北叛亂對清國政治產生的影響時，他們卻在不經意見忽視了東南，忽視了杭州。

實際上。非但西洋外交官如此。甚至就連同清國朝廷亦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東南的這塊疥癬之癢。

一面藍底的“日月旗”於杭州城的上空飄揚著。對於此時的杭州百姓來說，他們似乎已經適應了這面“日月旗”，而於街道兩側的商鋪、酒樓，無論是否自願，都必須懸掛“日月旗”，雖說這大漢都督府並不“大明”的，可並不妨礙他們將“日月旗”作為定製，實際上這完全是那些海外同志的意見。

似乎除去那些海外的同志之外。並沒有多少人意識到“旗幟”的重要性，連同城內的商鋪、酒樓、飯館不得不花錢買下“日月旗”，將其插於店門前的掌櫃們，亦不知道這代表著什麼，似乎在他們看來這旗幟就是某種程度上的“順民”的標誌。

“順民”

無論是在任何時代，對於國人而言，甘為順民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也是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在兵荒馬亂時，更是如此。不過許是因為當年的戰亂中“匪過殺盡剃髮，兵過殺盡全發。”的禍亂。百姓對於都督府頒佈的“剪辮令”卻多少牴觸，可縱是再般牴觸，亦不得不剪掉辮子，畢竟那大街上可是有巡城的兵丁，見著有人沒剪辮子，便會撲上去。

砍頭？

大傢伙都是漢人，自然不會做的那麼過，可被兵丁抓住了，就會用刺刀齊著根的割斷辮子，甚至就連那辮子都給沒收了，若是自己剪了，還能留長些，把辮子小心收起來，不定什麼時候還能派上用場。

幾日下來，這杭州城雖說再見不著辮子，可於這城中卻盡是些髮梢近肩，披散著半長髮的男人，只有那些義軍兵勇方才會如和尚一般剃上光頭，盡剪辮子。

“信心！”

“錢塘樓”二樓的包間內，幾名穿著軍裝青年在店小二將一道菜上來時，其中一人開口說道。

“你看，這小二的頭髮梢都留到肩膀上，這就是心不在我的表現，他們還等著清軍打來時，重新把辮子給接上！”

放下手中的筷子，趙錢禮的眉頭猛然一鎖，盯著窗外街上那些披散著頭髮的人狠聲說道。

“這些人當真是做不夠的奴才，以我看來，與其這般寬宏，倒不如直接下令，像滿洲人一般定下發制，膽敢違制者，重罰！”

殺氣騰騰的一番話，只讓這包間的氣氛頓時一變，可他身邊的好友，卻大都是不以為意的一笑。

“樹禮兄言重了！”

站起身來，王富走到窗邊，看著街上的路人。

“這兩百四十八年的奴役之創，又豈是朝夕可除，樹禮兄可曾記得，李？《燕途紀行》中所記，在偽清順治十三年到達山海關，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見使行服著，有感於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此必漢人，誠可慘憐”；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見後，也發覺“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而到了偽乾隆年間，我國人對於這種本來屬於漢族的衣冠已經不太熟悉了，這使他們不僅只是陌生，而且也是好奇了，人性善忘，焉能怪之。”

在說道出“人性善忘”時，王富的心底卻是泛起五味來，當初他不也是這忘宗芸芸一人嗎？若非於朝鮮所讀所思之事，又焉有心中大中華的覺醒，而於國人呢？或許他們記得自己曾是漢人，但卻早已將辮、滿式衣袍視為中華的一部分，習慣成自然。

而這種自然如何改之？

辮子可以剪，衣冠可以改！

但人心呢？

想到人心，他不禁想到那些曾手指大傢伙言道著“無君無父亂逆賊徒”的官員以及讀書人，似乎對於他們來說，民族、國家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唯有所謂的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