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熱鬧、高興，但是，有一年卻在中南海福祿居東邊的一個院落裡，出現了一個與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後，曾經回到中南海來過了一個年。按照我們家的“規矩”，她是不能和我們一道吃團圓飯的，同時還不准她看孃家的燈。據說，如果孃家的燈被她看了去，孃家那興旺的氣派便會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個院子裡的電線也剪斷了。她是點著蠟燭過除夕的。在同一個中南海里，一邊是燈火輝煌，一邊是冷冷清清。這個忌諱是多麼的不合理，但是我父親卻偏偏照辦不疑。

除夕夜，我們家各個屋裡都要點上守歲蠟燭，各個院裡也都要燒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親的臥房裡，則要撒上很多“銅子”，他自己還往地上撒一些“洋錢”。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裡撒上芝麻秸，為的是諧著踩“歲”的音，取個“除舊”的吉利。至於我父親在屋裡撒上銅子、洋錢，那是不可能踩“碎”的，這種做法的用意何在，我們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們家從正月初一到初五不準掃地。據說是為了避免把“財氣”掃出去。可是在這幾天裡，伺候我父親的丫頭仍在掃他臥房的地，只是不動那銅子、洋錢罷了。在除夕的晚上，我們家從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傭人，都要帶上一朵絹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剛亮的時候，就紛紛把這花扔到院子裡去。這大概也是一種“除舊”的意思吧。

還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傭人們，都能得很多份壓歲錢。這是我父親、我娘、各個姨太太分別賞給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個姨太太，還有我們大一些的兄弟姐妹們，都預先查一查“皇曆”，看一看這一天的喜神、財神在哪一方。在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門的時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財神，便對著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門去。但是門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時要斜側著身體出門。我父親每逢看到這個情景，總不由地哈哈大笑起來。初一那天。我們全家準於早6時集合在居仁堂的樓下，7時在院子裡擺上供桌，陳列三牲，先行祭天，接著便到“祖先堂”祭祖。這以後，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給我父親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辭歲一樣。在初五以前，我們全家只是自己的家裡人在歡度春節，一般的親友是不來拜年的。特別是親友的女眷，就一定要過初五才能登門。當我父親在彰德隱居的時候，每逢過年，住在項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們，在年前，一過臘月二十，就先後來到彰德了。至於姑太太們，雖是自已家裡的人，要來也必須過了初五以後。

當時，黎元洪副總統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總長的夫人等等，一過了初五，便先後到中南海給我父親和我娘拜年。這個時候，我父親總是讓符殿青傳京劇界的名藝人來唱堂會戲。我父親雖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卻不很懂戲。請他點戲，他總是愛點鬧劇中的“浣花溪”。我娘總愛點一出“四老爺打麵缸”。我父親恰好排行在四，又有著和戲中老爺相類似的癖好，這就很容易使人們發笑。聽戲的時候，除了我娘，女眷們都在廊簷底下坐著。我父親為了嚴“男女之防”，叫人在廊簷的外面掛上極細的珠簾子，因此聽起戲來是非常氣悶的。

內外交攻，氣惱成病而死

我父親很少患病，精神和體力一向很好。攝政王載灃在把他罷職的時候，說他“現患足疾，步行維艱”，命令他“回籍養痾”，這不過是除掉他的一種藉口罷了。其實他腿上只有點輕微的風寒病，並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後，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辦公。府裡雖有中西醫生一共4個人當時府裡的中醫是劉大夫和我們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醫是王仲琴和一位黃大夫，我們都叫他們為醫官。，但是我父親從來不相信西醫，也從不請中醫給他診脈開方。所以這幾個醫生只是給府裡的人看看病，在我父親那裡，可以說是“無處用武”的。我父親平時對於重要的文電，向來是親自批閱的。他的記憶力相當強，辦公會客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倦容，應該說他的精力是夠旺盛的。

上面已經談過，1916年的元宵節，他正在吃元宵的時候，忽然六、八、九3個姨太太為了“妃”、“嬪”的名稱和他面爭，他長嘆了一口氣，說了一番話以後，便走向辦公室去了。從這以後，他就吃不下東西去，覺得食量漸減，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懨懨成病。有的人說，他的病一定是氣裹著食所致。其實，他的“洪憲稱帝”遭到了國人的普遍反對。他在內外夾攻的情勢下，精神上的壓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雖是請了中醫診治，吃著中藥，但這心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