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由此想到了轉守為攻，他們的對策是，索性拉出去打，主動對蘇軍的空軍基地發動突襲，把飛機全炸光，以便一勞永逸。

飛行集團團長嵯峨徹二中將是戰鬥機飛行員出身的空軍指揮官，曾在戰鬥機飛行學校做過校長助理，在飛行作戰上很有想法，幕僚的獻策讓他眼前一亮，認為極具價值，不僅是對策，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奇策。

突襲計劃報到關東軍司令部，辻政信等幕僚都認為，既然蘇聯空軍“越境”攻擊在先，日本航空隊當然也可以“越境”還擊。

不過他們也估計到，參謀本部可能不會同意這項作戰計劃。為免影響飛行集團的獨立作戰，辻政信準備先斬後奏，等取得戰果以後再請參謀本部予以追認。按照陸軍的習慣思維，只要有了戰果，就一切都好說了。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儘管關東軍採取了瞞報手段，但還是走漏了風聲。正在東京出差的一名關東軍參謀洩露天機，把這一訊息告訴給了陸軍省軍事課長巖畔，巖畔一開始就是軍部內的“自重論”者，他馬上就遞話給參謀本部：說了不要讓關東軍輕舉妄動，你們不信，這不，關東軍馬上就要越界轟炸了，你們知不知道？

參謀本部聽到後大吃一驚，中島次長感到此舉過於冒險。一者像巖畔所說的那樣，會引起更大的外交糾紛，二者，蘇軍可以根據這個理由，對東北工業基地進行“越境”轟炸，當時日軍在關內的軍需供應很多取自於東北，一旦遭到空襲，損失會非常大，而蘇聯在遠東又沒有什麼重工業，想要對等報復都找不到機會。

中島隨即給關東軍參謀長磯谷拍去電報，勸他不要進行轟炸。關東軍的回電倒也非常迅速，說關東軍在上述問題上的看法和將要採取的手段，與“貴部”（指參謀本部）有所差異，希望“貴部”將諾門罕戰役的一切事務交給關東軍，不要再管了。

從電報的用詞來看，應該是磯谷參謀長按照植田的意圖所擬，但讓中島撓頭的是，電文的字裡行間，真的看不出參謀本部和關東軍哪個是上級，哪個是下級，一個“貴部”，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這是兩個平級單位哩。

中島不是一個雷厲風行、殺伐果敢的人，加上關東軍地位又非常特殊，他只得把作戰課課長稻田找來商量。

稻田的辦法是，派作戰參謀有末次中佐到長春，直接傳達東京的旨意。

中島、稻田都不知道，這份關東軍的回電並不是磯谷所擬，甚至於植田和磯谷都不知道回電的事，它是由辻政信起草，違反規定讓電訊班發出的。

在這份電報批准表上，課長、參謀長、軍司令官一欄內，蓋的全是辻政信一個人的印章，代理簽字也是他一個人。課長也就罷了，關東軍內卻並沒有軍司令官和參謀長也可以找人代理的規定。

辻政信的狂妄胡為自不待言，但植田、磯谷的遷就責任也無法迴避，由此可以看出日軍高層在指揮，也就是所謂“統帥權”方面實在是非常混亂。二次大戰結束後，一位日軍大佐曾指出，僅僅憑關東軍給中島的那份回電，植田、磯谷就可以被予以罷免，甚至如果是在蘇軍和德軍，一個對軍部“抗命不遵”，這二位都可能因此人頭落地。

至於辻政信，敢私自草擬並簽發電報，就地免職的處分應該是最輕的處罰，同時軍隊還不得再行任用。

“辻政信私發電報”一案在搞亂日軍“統帥系統”方面，稱得上是日本陸軍中空前絕後的事例，不過這也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過於急功近利，實行層層欺瞞的一個必然結果。

得知稻田要派人來長春，辻政信就知道麻煩來了，不能不向上彙報。

那份給參謀本部的回電，雖然用的是辻政信的腔調，然而其中反映的卻正是植田和磯谷的意思，兩位關東軍大佬都想把轟炸進行到底。聽完辻政信的彙報，大家趕緊一起商量應對之法。

巧的是，有末本應於6月25日到達位於長春的關東軍司令部，但由於天氣原因，不得不推遲。

6月30日是飛行集團預定的遠端轟炸時間，植田急忙指示飛行集團，要求加快準備，並將出擊時間提前到27日。

1939年6月26日，有末一行飛抵大連。在磯谷的親自安排下，有末得到了殷勤接待，他急著要去長春，但被接待人員拉著，又是逛街，又是參觀，一天就這麼揮霍過去了。

利用這一天工夫，嵯峨徹二進行了最後的準備。飛行集團對蒙古境內的各大軍用機場進行了反覆偵察，把目標鎖定在了塔木斯克空軍基地，塔木斯克在哈拉哈河以西約130公里，基地停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