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員往查，惟恐稍有簡略”。皇上卻認為“言之不免過當”，可能是以為辦差為苦之人，“或散佈流言，張大其事”。據時人記載，黃廷桂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科派地方紳富各人承辦，人心惶惶。刑部員外郎蔣楫，家住蘇州，“乃獨力捐辦（蘇州地方）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親自督工，晝夜不倦”。（33）僅蘇州府修御路即用銀三十萬兩。其他還有許多擾民之處，難以數計。（34）

自乾隆十三年末黃廷桂總督兩江，其為政風格頗為江南士民所不滿，至辦南巡大差，督責嚴刻操切，更使民情洶洶。（35）時袁枚居鄉，特致書黃廷桂，謂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邊地也。苗夷相鄰，機貴神速，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公偵事委之武弁，武弁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東馳西突，所在驛騷，即付有司鞫訊，逐層核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拘繫，而被訪之人，已棄產破家而不可救。故曰“公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

又謂南巡所治橋樑山川，原許開除正供，不必門徵戶罰，況詔書重疊，唯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鍾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

又謂公之盱衡厲色，呵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上之英明冠百代者，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為率作興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詛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鎮，從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口無好語，則我之絕攀援而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託之於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寧足相排笮耶”。愈毀之，乃益所以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毀之無益，則不復有以蜚語上聞者矣。（36）

閏五月，上諭：黃廷桂在兩江總督之任兩載有餘，朕詳加體察，伊於江省不甚相宜。蓋南人風氣柔弱，而黃廷桂性情剛躁，幾於水火之不相入。此番辦南巡差務諸事，該省吏民畏懼之心勝，而悅服之意少。黃廷桂喜怒之間亦不得領要，受其呵斥者，固不能無怨；即為獎許者，亦不為感。久之，將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於江省，未免用違其長。陝甘民情，本屬陽剛，於黃廷桂性情為宜。（37）命黃廷桂調陝甘總督。乾隆十三年第一次“金川之役”，前線需人，黃廷桂就與尹繼善有過一次調換；現在又有了一次互換，從不久就發生的“西師之役”來看，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旗人，都是皇帝特別信任的大臣。而最終皇帝“蓋棺定論”，黃廷桂被贊為“五督臣”之首，相比而言，更得人望的尹繼善只居其次。

直到乾隆十九年二月，還有大僚動用正項，採買備建行宮木植，已運到工之事，致為皇上批評。

南巡，本是為展示滿族統治者的“新形象”，但沒想到會受到那麼多的批評，對今上來說，這恐怕就是最令人不快的一件事了。

自乾隆十三年東巡，地方大吏務求辦差華美，以為取悅固寵之計，山東、河南紳民先後受到擾累。迨十四年備辦首次南巡，總督黃廷桂督責苛急，三江兩浙紳衿士庶，乃至地方官吏更激忿難平。

至遲在乾隆十七年四月，山東發覺所謂《孫嘉淦奏稿》（一說正月即已在湖北發現）。眾人紛紛傳抄，並在各地流播開來。偽稿累萬言，以所謂“五不解十大過”，指責皇上即位以來之種種過誤，尤為指斥南巡，（38）難怪皇上如此震怒！八月初五，雲貴總督碩色首發其事。由是開始厲行查辦偽稿作者，至十八年三月倉促收場，一個歷時一年零七個月的追查“偽奏稿”的大案，便在十四個省份展開。

在審訊中發現，偽奏稿主要來自南方的一些省份，熱衷於傳播偽奏稿的主要是中下級官員，因為南巡的各項差務主要由他們去辦，也許正是他們最希望停止南巡。偽稿的流傳亦相當廣泛，就連甘肅以及雲貴土司境內等邊遠地區，都能找到抄本，有的甚至還有批語，難怪皇上竟發出“其流傳之廣，一至於此”的驚歎。

因偽奏稿流傳廣，來源不一，涉案人多，追查將近一年，依舊是“了無頭緒”。例如江南追查偽奏稿的源頭查到江寧、揚州、宿遷、清河，又追到湖北、貴州。在湖南發現偽奏稿後，陸續逮捕了十幾個人，在審訊中全都說是從別人那裡傳抄而來，當根據口供所提供的姓名去追捕時，不是已經亡故，就是查無此人。輾轉追查，不得結果。

皇上對此十分惱火，斥責各省督撫查辦不力，“一切委之屬員，輾轉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