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合一字）、“艚”、“舟居”（“舟居”合一字），都是泉州方言的稱呼，至今仍如此。

泉州元船的技術特徵

元朝，泉州造船技術的進一步提高，表現在：

（一）船型有明顯等級之分

大型的舟曾（“舟曾”合一字）船船身長達30丈，可載千人，或5000料（約250噸以上）。中型的艚船船身長10丈，可載200—300人，1000—2000料（約50—100噸）。小型的舟居（“舟居”合一字）船船身長在10丈以下，可載100人、1000料以下（50噸以下）。分出明顯等級，是定型化、規模化生產的表現。

（二）帆、櫓並用

為適應船型增大、航程增長、航路複雜的新要求，元朝較大型海舶設定多桅和多根船櫓，以便把風力和人力的使用結合起來。《馬可·波羅遊記》中就稱，他在刺桐港看到的海船有四桅九帆。為充分利用風力，可根據航向和風向，調整張掛的帆數。為加速或無風時用櫓，一般配有8—12根櫓，一般櫓用4人搖，較大的櫓須10—30人方能搖得動。

（三）船上分層

公私房間較多，住人和裝貨的艙間分開，裝置齊全。

（四）大型船還配備小艇

碇泊時，小艇作為交通船，供靠岸補充淡水和採買之用。據《元典章》載，這種小船稱為“柴水船”。

明

明代航海技術和宋、元相比，沒有質的進步。還是木航船，只能利用季風、洋流、潮勢等自然力為動力，用牽星術定向測距，用鉛錘測水路深淺。明代前期用水羅盤，“浮針於水，指向行舟”，不過航海羅盤已精確到24個方位，是一大進步。為利於遠航，船上儲積淡水，不但供給飲用，且加強船的穩定性。

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遷到福州，但以後私商不顧官方禁令，仍建造海船進行海上商貿活動。按船型大小不同，有大洋船、鳥艚船、小洋船之稱。

嘉靖九年（1530年），惠安縣海洋捕撈有拖網、流刺網、小圍繒、拖釣網船等19種作業技術。

明末，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相繼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營造軍、商兩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數十艘。其海商集團的船隊，從日本引進“旱針”指南定位。（參見泉州歷史網qzh。126。《泉州人名錄·鄭芝龍、鄭成功》）

結構法的造船順序

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受歐洲近代建造木船順序工藝的影響，開始採用“結構法”造船順序。即先定龍骨，次安裝肋骨及框架結構，再附上船側板，最後釘船底板。

據《使琉球錄》稱，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使臣夏子陽記載：“舟急（“舟急”合一字）居其底，為船之主。凡兩舟參（“舟參”合一字）交榛、龍膀、龍骨、通梁參錯鈐束，皆附舟急（“舟急”合一字）以起架。”

舟急（“舟急”合一字）指船底中央縱向巨木，有時專指中段龍骨，到清朝才改稱龍骨或舟參（“舟參”合一字）。兩舟參（“舟參”合一字）指首尾兩段龍骨。龍膀可能指龍骨翼板，是否包括整個船底板還不清楚。文中所稱的龍骨，在清朝一般改稱肋骨、曲手或曲手板。通梁指船體的框架結構。

造船順序從宋代的“船殼法”到明代的“結構法”的變化，體現造船首先應考慮船身的整體結構的牢固性。至於貼釘船底板、舷側板則在其次。這是製作技術上一大進步。尤其是在船形趨向大型化的情況下，更加適宜。

抗倭戰船

嘉靖（1522—1566年）、萬曆（1573—1619年）間，沿海抗倭鬥爭需要，經常修造戰船。

《崇武所城志》載：“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戶設官船十隻，快船二隻，各編字號。在西門外西港邊打造。今人呼其地為船場下。”

當時的抗倭名將、泉州人俞大猷（1509—1580年）曾親自督造各種大小戰船。對各種船型、效能、施工用料等，在他所著的《洗海近事》中都有記述。（參見泉州歷史網qzh。126。《泉州人名錄·俞大猷》）

《洗海近事》稱：當時戰船有六號，一、二號具名福船，三號曰哨船，四號曰冬船，五號曰鳥船，六號曰快船。

福船勢力雄大，便於衝犁海浪，底尖上闊，首昂尾高，吃水一、二丈，舵樓三重，帆桅三根，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炮床，是戰船中的主力。

冬船又稱還滄船，吃水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