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都承認，歷史作為史實來講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沒人可以更改；可以改變的只有當時人和後來人的看法——看得見的和沒看見的，從前後看的，從左邊看和從右邊看的。對於“沒看見”的那些歷史，後人就開始挖掘、考證、猜測、演繹，於是就出現了歷史究竟由誰來說、怎麼說、從什麼角度來說的問題，於是出現了我們見到的古今中外那麼多的著名史書，於是也就有了這部《絲綢之路》。

從西方史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誰在說”和“怎麼說”的問題大致有幾種傾向，它們與《絲綢之路》的立意和特色有關，值得注意。首先是湯因比提出的反歐洲中心論的思想，即如果僅僅將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範疇，將大大限制歷史學家的視野。他認為，歐洲沒有一個民族國家能夠獨立說明自身的歷史問題，所有的歷史現象應該放到更為廣闊的範圍內比較和考察。第二種是我們常說的非英雄史觀，即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從人民的角度講述歷史（“全民說”）會比領袖史和英雄史呈現更多的視角。這方面的例子可以舉美國曆史學家的《美國史》（布林克利著，一部描述美國人民共享大眾通俗文化的歷史），這可算是一部真正的美國人民史。還有一種就是“執行緒性”歷史，分為“單執行緒”或“多執行緒”。“單執行緒”說史的例子，可以舉《極簡人類史》（大衛？克里斯蒂安著），它是一部“大歷史”研究，將人類史作為宇宙史的一個章節來描述，為讀者梳理歷史線索，最後就歷史程序中的關鍵節點達成共識；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讀者手中的這本“多執行緒”結構的著作《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充分體現了上述的歷史觀，以及“誰在說”與“怎麼說”的新構想。作者首先定位他的歷史視角：“數千年來，連線著歐洲和太平洋、坐落在東西方之間的那塊區域，才是地球運轉的軸心。”這幾乎是提出了一種“東方中心論”。此外，作者基本採用了“全民說”的視角——平民和皇帝都在訴說歷史。作者還採用了“多執行緒”史觀，如同文學中的“多視角敘事”。

《絲綢之路》的“新史”特點還在於作者的構思，即作者對於歷史該“怎麼說”的思考。我們都知道，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但我們用英文說絲綢之路的時候，往往使用單數（Silk　Road）。而作者使用這個名詞的時候，一直是用複數，包括他的書名。因為在他的“新世界史”架構中，那些“路”都是些值得大書特書的：從4000年前“絲綢之路的建立”到“宗教之路”，從“美國的絲綢之路”到世紀之交的“悲劇之路”，整整25條路，甚至包括瞭如何打造今天新的“一帶一路”。從多執行緒的“路”來觀察世界歷史，將世界史重新組合成一個與時俱進的完整體系，的確是一個超乎尋常的構思。

作者同樣解決了歷史“誰在說”的問題——即大家“都在說”。作者飽覽群書，查閱了他在各國圖書館能夠找到的所有文獻史料，終於寫成了這部旁徵博引的作品。書中的論述無一找不到出處，那一百多頁的尾註就是最好的證明，平均每一章都引證近百條文獻資源。歷史，誰在說？閱讀這本書，您能聆聽到從遠古傳來的聲音，當然更要聽聽作者在如何說。

作者彼得？弗蘭科潘先生在“說”——貫穿全書的“東方中心”的視角，作品的“多執行緒”和隱形的“線性史”結構，以及作家對“絲綢之路正在以全新的形式復興壯大”的期待，足以讓您興奮不已。

翻譯這樣一部史書，對譯者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本書合譯者孫芳是第十三至第二十五章的貢獻者，多謝她的譯文。我們在有限時間內竭盡全力搜尋和探尋，但無法經常去圖書館核對原文，這些都是遺憾。原著涉及中國的部分都是從海外譯本引用的，從原著的英文再翻譯成中文的人名、地名和古典原句，查對十分費時。好在有中亞史專家徐文堪先生把關審校，剔除了譯作中的不少謬誤。當然，不可避免地還是會有漏網之魚，懇請廣大讀者慧眼糾錯。

最後要謝謝上海讀客圖書的責任編輯沈駿、盛亮先生的辛勤工作。沒有他們，此中文譯本不會呈現在您的面前。

邵旭東

2016年5月28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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