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會明白王陽明這番託詞背後的心理活動。在王陽明看來，他的心學是幫助人完善道德，而並非是指導人科舉考試。但毛科的用意很明顯，他要王陽明到貴陽講學就是希望王陽明能幫他培養出一批考試高手，這和王陽明的出發點南轅北轍。

毛科在1509年初被調離貴陽，接替他的叫席書，毛科臨走前叮囑席書，王陽明學大才淵，不應該在龍場驛沉淪。席書謹遵前任教誨，上任不久，就跑到龍場驛來聽王陽明的講課。課後，他請教王陽明，朱熹和陸九淵二人的思想有什麼不同嗎？王陽明說，這個話題太深，作為晚輩，他暫時還沒有資格來談。他話題一轉，普及了一會兒自己的心學。簡易明快的心學馬上就讓席書為之著迷。不過，席書是朱熹理學的門徒，雖然著迷，但對王陽明心學的“真理性”表示懷疑。

第二天，席書滿腹心事地來了。他還是希望王陽明能講一下朱熹和陸九淵的不同，或者是，他王陽明和陸九淵的不同。王陽明只好滿足了席書的願望。

王陽明從“知行”的角度來說明他和朱熹、陸九淵的不同。他說，朱熹是透過經書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陸九淵是透過靜坐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二人雖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認為“知行”是有先後次序的。而我卻認為，知與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席書沒有深入質疑“知行合一”的問題，而是質疑另一個問題：“您也提倡靜坐，和陸九淵的靜坐有什麼區別嗎？”

王陽明說：“陸九淵靜坐是希望從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靜坐，是因為現在的人心浮氣躁，靜坐能讓他們把心沉靜下來，我並沒有讓人一味靜坐去獲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書問：“那您從哪裡獲得真理？”王陽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須去事上練，只有去實踐了，你才能更深刻地體會這一真理。而且，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樣。”

席書這回心悅誠服，馬上讓人修建貴陽書院，並親自率領貴陽的秀才們來到龍場，以師禮請王陽明到貴陽。

由此，王陽明離開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

心學的政治力

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正式講學。按理，他有了傳播自己學說的平臺本該高興。但在來貴陽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書服膺他的心學，實際上，作為主管教育的省長，席書面臨一個困局：他對王陽明心學心悅誠服，但王陽明心學並非是考生輔導課，而他的工作職責就是讓自己轄區內的考生透過科舉考試。王陽明也面臨一個困境：他的心學目標是給考生指明聖賢之路，而考生的目標卻是讀書做大官。如果他一門心思宣揚和朱熹理學截然不同的心學，那考生的目的就無法實現。想讓考生的理想實現，就必須要講朱熹理學。這個困局也是他當初婉言拒絕毛科的根本原因。不過好像事情沒有他想的那麼複雜，席書用一句話就撫平了他的憂慮：講你最想講的。

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的主要內容就是“知行合一”。

當時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後再去實踐。長此以往，每個人都擁有了一種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動手，就會束手無策。他希望能改變這種讀書人的毛病。當然，“知行合一”實際上也是他心學“心即理”和“事上練”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須要做的就是去實踐來驗證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面再尋找天理。這種思路有個莫大的好處：心中有天理，那我們就不必再去尋找天理，如此一來，我們就節省了大量時間，而這些時間可以用在實踐中。這樣一來，你就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理想。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這裡，它也正是王陽明心學的閃光點。

實際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練只是“致良知”的一個前奏，真正動人心絃的是他心學思想的精華——致良知。

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知行合一”，他的門徒開始逐漸聚集，他的聲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認為他應該不僅僅是個教育家和思想傳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應該把他的知和行結合起來，所以在1510年農曆三月，他三年的貶謫期限結束後，在貴州多名官員的推薦下，他被任命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縣令。一個和曾經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員王陽明正式登場。

他已脫胎換骨，不是從前那個對仕途毫無熱情，總是請假的王陽明瞭。他意氣風發，但又謙虛地說，雖然經國之志未泯，但三年來不曾參與政事，恐怕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