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國。問題在於：匈奴、突厥並不是真正意義的國家，他們僅僅是一個勢力較大的部落，是遊牧民族，居無定所，靠天吃飯。部落管理仍處於比較原始的水平，組織軍事化，機動性強，來去飄忽。這兩個遊牧民族是真正國際化的民族，活動範圍它生活資料，一般而言，他們對生產資料不感興趣。當大漠風調雨順，牛羊肥美時，他們不會對中原地區構成任何威脅，當乾旱等自然災害使他們的生活無法過下去時，到中原地區搶奪食物便是他們生存下去的唯一選擇（除非中原地區主動送食物給他們），畢竟農業社會對自然的依賴要大大低於自然放牧，而且農業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於掠奪。如果遇到抵抗，他們往往也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

因此，漢唐兩朝經過幾場比較大的戰爭就將匈奴、突厥問題基本解決（唐安史之亂後，又成了問題，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視），部分歸順中原王朝，部分遷徙到中亞、中歐。反觀宋朝立國之前，遼已經是中國北方的主要強國，早在後梁成立之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就已經脫離唐朝。阿保機稱帝時，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

石敬瑭於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那時候，耶律阿保機已經死去，他的兒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國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歲的耶律德光稱做父親，其向契丹上奏章時，把契丹國主稱做“父皇帝”，自己稱“兒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進貢帛三十萬匹外，逢年過節，還派使者向契丹國主、太后、貴族大臣送禮。其時中原仍處唐末軍閥割據時代，政權更迭頻繁，戰亂不止。五代統治時期中原地區政權最長的不過十七年，最短的只有七年。五十年竟換了五個朝代，十幾個皇帝。遼國正是利用中原混亂之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挑撥離間，然後坐收漁人之利，遼國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強的角色，這一政策實際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寶（以華治華，不是美帝的發明，專利可以由契丹，遼國申請）。到後周時，遼國已經成為中原王朝的主要敵人。而且基本上遼國往往是進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後周世宗雖然曾經北伐，但只是擊敗了北漢軍隊，卻沒有徵服北漢（背後有契丹的支援），收歸版土，更談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復（現在有些學者喜歡假設歷史，聲稱如果周世宗不過早的辭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會收復北方失地，這種假設對於歷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當宋立國之時，遼已經正式立國50年，幾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們已經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其次，他們已經不是遊牧民族，而是一個農業文明的國家（當然，民風和社會組織上，仍保有遊牧民族的強悍和準軍事化，這種傳統使遼軍保持較強的戰鬥力）。再次，他們壟斷當時最重要的戰爭資源：馬匹貿易。因此，無論是宋遼，還是以後宋金之間的戰爭，兩國之間的戰爭已經不是簡單的搶奪食物的戰鬥，而是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的爭奪。一旦涉及這方面的爭奪，就是寸土必爭的問題了。這種性質是由農業文明的特性決定的（實際上，我們可以從隋、唐的的高麗戰爭就能理解。高麗國是個幅員狹小的農業國家，國家實力與大隋、大唐相比簡直不成比例，但就是這樣的一個蕞爾小國，卻讓隋朝大軍和唐太宗的親征大軍勞而無功）。擁有土地就是擁有生存權（還有發展權，）！因此，宋遼戰爭、宋金戰爭必然是殘酷的、持久的、難分勝負的。宋遼之間的戰爭，不是一場戰鬥的勝負就可以決定戰爭命運的。土地對於一個農業國家意味什麼，無疑是不言自明的。這也反過來解釋為什麼宋伐遼的戰爭總是先勝後敗，而且是慘敗；遼及以後的金總是不斷向南侵擾，一句話：對土地資源的爭奪。

可以說，面對如此糟糕的立國環境，就算是大家最崇拜的漢武大帝和唐太宗在世恐怕也束手無策。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方面是草原對遊牧民族的生存壓力使然，自漢朝以後，北方尤其是草原的自然環境每況愈下，荒漠化越來越嚴重，而自中唐以後，尤其是進入五代十國時代，地球氣候進入乾冷時期，這加劇了北方民族尤其是遊牧民族的生存危機。這是迫使一些遊牧民族改變生存方式的根本原因。（如契丹，党項等就由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轉化）而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失去產馬良地也使收復幽雲十六州或河套地區成為不可能的事情。熟悉古代戰爭史的朋友們都知道，在馬鐙出現到火藥武器成熟之前，騎兵對步兵的優勢猶如今天坦克或戰鬥機對步兵的優勢。而收復上述地區非用騎兵不可。是什麼原因使中原王朝喪失了產馬良地？大家都知道“兒皇帝”石敬瑭出賣幽雲十六州危害中原王朝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