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是發人深省。商朝時期，秦人為殷商‘保西垂’；在周天子年代，又在自己的封地上為周王室養馬。當時剛剛建立的秦軍在與西戎諸族的作戰中血流成河，幾代先王都殞命疆場，秦國的歷代國君可以說都是從血戰中成長的。要治理好國家必須先學會治理好軍隊，這就是為父為什麼要狠心把你攆出咸陽城的原因。……為父總會有殯天的時候，天下遲早有一天要由你來治理。我不是不知道儒家的‘中庸之術’和道家的‘無為而治’對於治理天下的作用，但為父更想讓你繼承的是法家變法圖強的精髓。要知道強秦的戰鬥力之所以能歷經五百五十年的征戰而不衰竭，就是靠著法家的強國之策！‘制度先定而百技發軔’是法家能夠使一個民族的智慧生生不息的源泉，在‘耕戰’國策和‘寺工監造’以及‘軍功授爵’等制度的影響下，秦國工匠的技術才能在保證‘標準化’的前提下而有長足發展；嚴謹的法律和一絲不苟的執行力造就了秦軍無堅不摧的戰鬥力。自商公變法以來，秦國與六國軍隊作戰六十五次，全勝五十八次，斬首一百二十九萬，摧城一百四十七座，建新郡一十四個，互有勝負有四戰、敗績僅三次，這些就是最好的證明；此外，作為秦軍長驅關山的高速直道、遍佈帝國的棧道以及四通八達的水利網路，可謂‘穿澗越嶺、通山填壑’，無不閃耀著秦人變革圖強的智慧與力量。這些成就若沒有法家‘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的氣勢，依靠小儒的‘中庸’和‘凡事不違祖制家法’的‘恭謹與謙讓’是不可能做到的，道家的‘無為而治’更是不能企及。儒家恭敬、謙讓的所謂‘儒雅’，也只能造就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他們張口‘聖人’、閉口‘祖制’，追求毫無用處的八股文風和文字上的新奇，弱不禁風、百無一用，千年百代的儒生加起來不如一個工匠對國家有用。酸腐的儒生們一旦為官，就會結黨營私、彈壓異己……他們骨子裡的惰性註定了他們將永遠奉行對內嚴酷對外軟弱的政策，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去看看一切物種在森林裡的生存法則吧！你就會明白什麼叫物竟天擇、弱死強留。而法家正是參照這樣嚴酷的自然法則警示我們：惟有後代超越前輩才能更好地生存。法家以律法的形式保障了這種超越前人的體制的推行，儘可能地使一切有才能的人為國家所用，而不在乎他以前的出身、血統、門第以及世人的評價，用五張羊皮換回來的奴隸出身的張儀就是最好的註解。而凡事惟“孝道”論的小儒以捍衛祖宗的陳規陋習為己任，他們是沒有勇氣超越自己的前輩的，儒家的教條決定了後生在前輩面前永遠只能戰戰兢兢、唯諾惶恐，他們只能象滅亡的六國那樣固步自封、因循守舊、抱殘守缺、畫地為牢，永遠不敢超過前人一步！在這樣的教條下，官吏惰怠、民風萎靡就是自然的事，長遠看必將導致一代不如一代、國家積弱不振，所以說儒家的理論就是一部完整系統的誤國之言。他們不注重以律法來約束官吏，而把國家的興旺冀望於對官吏‘克己復禮’的虛幻的‘道德約束’上，這是非常天真和冒險的，整個國家必然要在這冒險的行進中付出慘重的代價；他們主張門第之見的習俗將致使手工技能因缺乏交流而代代失傳；他們提倡‘祖宗家法’的觀念將抑制創新；繁文縟節的‘禮教’助長浮誇和虛偽的民風。假如後代子孫依照儒家那一套來治理國家的話，那麼必將徹底冷落法家實用的言論和主張，那時‘祖宗家法’將徹底窒息一切變法圖強的制度和技術，一切倡導變革的新興力量將被視為異己而慘遭禁錮；做學問的小儒畢生的精力都會放在追求‘詩’、‘經’等無聊的文字遊戲之上，而對國家真正有用的技術創新則遭到那些文人墨客的嘲弄和封殺；虛偽的‘道德寄託’作為一面幌子將養育數不盡的貪官汙吏；尚武精神的淪喪，將使舉國盡是怯懦恭謹的弱民，秦人數百年的努力將付諸東流。那麼千百年後，一旦有變，這個逐漸沒落卻自以為天朝的民族將被外族任意欺凌而萬劫不復！……此外，法家的精緻細膩的風格和小儒的大而化之相比較更有競爭力、法家追求實幹的做派也強於儒家擅長空談的務虛，須知空談誤國，長此以往必使民風惰怠萎靡、務虛者指責實幹者比比皆是，致使諸事荒廢……為父之所以‘焚書坑儒’，寧願揹負這千古罵名，就是為了帝國的子民沿著法家先進的思維方式和用鮮血換來的韜略在法制和變革中生生不息，以永不枯竭的創新激情領先於各個民族。我兒扶蘇謹記：要想和平必須要有維護和平的本錢，那就是有打贏戰爭的能力。婦人之仁和虛妄的道德幻想只能被外族殺得血可漂杵，那時你將空有遺恨而無迴天之術！如果你去過森林，瞭解到獅子和老虎為什麼不跟它們的獵物講道德，你就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