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做夢，軍餉只能就地自籌。說來，東南是個富裕地方，杭州本地就設著兩浙都轉運鹽司衙門，那是普天下第一等富庶所在，每年能徵收鹽稅十六萬兩左右，若是把那筆款子弄到手，自然能大為緩解財政壓力。可是，那裡的銀子是動得的？太倉的收入，如今一半甚至一多半都仰仗鹽稅，連朝中文武的薪俸都等著鹽稅呢，動這個錢，那等於是動朝廷命根子，胡宗憲又沒比別人多生幾個腦袋，自然不敢如此作死。

除了靠地方稅收外，餉銀的主要來源，就只好朝那些富商索要，讓大家想辦法輸捐助餉。（XX網站&nbsp；。xxx。）X&nbsp；X&nbsp；網&nbsp；站&nbsp；w…w…w。…x…Xx。c…o…m。在這個時代捐款打倭寇，遠不是後世某些人yy的那樣，什麼群情踴躍，積極捐獻。事實上，大家的態度都是：打倭寇啊？打吧！要錢？憑什麼找我要錢？朝廷打倭寇跟我有一個嘉靖通寶的關係麼？我憑什麼出錢？

募捐這種事，實際上推行起來非常困難，而大明朝的商賈也不好惹。按太祖爺時代，士農工商，商人排最莫等。可實際上現在的商人已經與讀書人連成一氣，彼此互為援助，很多朝中官員都有大商人的經濟支援，反之他們自然也要為商人說話。

因此胡宗憲不能像冥國時候軍閥那樣，募不到捐就把商人扣起來，跟他們探討一番生命與金錢孰者為重的哲學問題，等到其家人交了贖金後再把肉票放回去；或是向商人打借條，等到誰要款要的太急，就把債權人拉出去槍斃，一了百了。胡總督可沒資本那麼玩，大明朝的社會秩序也沒崩潰，更沒有這麼玩的土壤，因此他只能求爺爺告奶奶，向商人們乞餉。

當然，好在這些商家也都是大人物，不是那種吊絲，別人一給自己三分顏色，就開起染坊來的，終究是癟三。誰都知道彼此維持個融洽關係的必要性，因此這幾年來，胡宗憲缺少糧餉，這些商人全都積極幫助。雙方也算是配合默契。終究說來，商人某種意義上可以算胡宗憲的衣食父母。

如今這情形突然一變。這幫商人爹媽登門只有一個目的：求斬汪直。這些人的理由倒也充分，當初我們掏錢，就是為了打倭寇。這些年我們花的銀子不計其數，如今倭寇首領送貨上門，而且還要洗劫東南，聽說兵鋒直犯溫州、寧波。你不把他抓起來殺了，反倒奉若上賓，這個，我們想不通。

若是胡總督肯殺汪直，那麼倭寇報復沒關係，我們大家掏出軍餉來勞軍就是，這些營兵招募訓練，不就是為了打倭寇麼？來了就打，用錢我們出。可若是胡總督致意要保汪直，我們就不知道您是個什麼態度了，我們這幫人掙份身家不容易，不可能投入無底深坑，未來的軍餉問題，怕是彼此都有些不方便。

不要小看這些商人，如果他們真是咬定牙關不肯出餉，那胡宗憲的部隊還真就沒辦法維持。自來部隊索餉譁變的事屢見不鮮，如果杭州也鬧上那麼一出，整個東南的部隊將難以收拾，因此他也不得不考慮下這些金主們的態度。

這不算完，剛送走了商人，又來了杭州府學的一干秀才，在總督轅門外，擺起了“破靴陣”。要知大明朝的文人是一等一的難纏，而且說起來，大明朝的怪現象之一，就是文人比武人更喜歡靠拳頭解決問題。從李東陽金殿上搶了金瓜追打張鶴齡，到左順門伏擊事件，都說明大明的這幫讀書人們，對於搞暴力活動是多麼的熱衷。而地方上的官府，卻又不敢對他們動手，你一打他們就算侮辱斯文，就算焚書坑儒，到時候鬧出什麼罷學、罷考風波來，朝廷怪罪，誰擔當的起？

秀才們可以隨便罵人，而不承擔法律責任，可以動輒叫囂打人，而官府也多半聽之任之，因此這幫讀書人的脾氣和膽量越來越大，也就越發的無法無天起來。尤其東南之地，民風開放，比起北方，南方的學子學問大，才學高，南北榜就是為了照顧北方學子搞的，因此南方學子的脾氣也更大一些。

在閆東來穿越來的位面裡，後來張居正變法的重要一個專案就是整頓天下學府，收拾這些秀才們。可等到張居正死後，秀才又抖起來了。到了萬曆朝，堂堂禮部尚書董其昌的家，就被數百個秀才來搶帶燒，弄了個一乾二淨，還被人寫成話本《民抄董宦事實》。而這一案的主審最後居然表示：諸生一時義氣，姑與維新，免其查究，合行曉諭。換句話說，就是燒了白燒，連這放火罪都能免了，他們還怕個啥？

這幫茂才爺的威力，由此可見一斑。而這一次，他們鬧事的原因，就是聽說胡宗憲包庇倭酋汪直。這倭寇巨酋汪直，自己送上門來，胡大帥卻不肯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