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兩代統治了中國500多年。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歷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會生活安寧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出現這一空前持久穩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種被稱為“新儒學”的新的儒家玄學佔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這種儒家思想的復興，主要發生在唐朝滅亡後的混亂時期；當時的時代所需要的東西顯然超出死記硬背儒家經典的範圍。因此，許多學者著手徹底地重新評價人類和宇宙的問題。

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輕時曾研究過佛教和道教，但對兩者都不滿意，又轉而研究儒家經典。憑藉其傑出的綜合才能，他發展了一種解釋方法。這種解釋方法綜合了佛教、道教諸成分，更令人滿意地適應他那個時代。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他教導說，宇宙受自由法則的支配，這一點應該得到理解和尊重。他還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旦抹去灰塵，將和過去一樣明亮。因此，邪惡是忽視和缺乏教育的結果，是可以糾正的。

朱熹對中國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恰如阿奎那不久將亞里土多德和聖保羅的哲學編成正式的經院哲學那樣，朱熹把當時中國人的思想併入新儒學綜合體。和阿奎那一樣，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說服力，阻止了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明朝時期尤其如此，作為一種反對前外來的蒙古人統治的反應，當時存在著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對過去傳統的回顧。在這種氣氛中，朱熹漸漸被認為是最終的、絕對的權威。“自哲學家朱熹的時代以來，”明朝一位學者說，“真理已明白地顯示於世界。我們不再需要什麼著作，要做的只是實踐。”

自來票評註的儒家經典成為文職人員考試的根據以後，這一新儒學構成了帝國官方的正統觀念，直至19世紀後期。其結果是用理性的補充和對原理的闡述加強了不斷增長的社會僵化。這十分有利於無可比擬的中國文明的持續性，但其代價是形成了一種與外界所有的獨創性和新觀念相反的、顯得荒謬可笑的循規守舊。

中國社會的穩定不僅歸因於新儒學，也歸因於所謂的貴族統治階級的頑固勢力——一股在以農業為基礎的官僚帝國中兼有土地和官職的勢力。作為地主和放債者，貴族控制著鄉村和城鎮的經濟生活。土地和資本的缺少使他們能強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頻繁的自然災害使破產的受押人實際上成為當地貴族家庭的契約農奴。明朝後期，擁有幾千家這類契約農戶的貴族家庭屢見不鮮。

這些貴族還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確，這就是中國“貴族”一詞所表示的含義。但實際上，擁有土地是先決條件，它能為多年的學習提供必需的資金，使學習者成為社會地位的擁有者，獲得在官僚機構中謀一席職位的合格條件。因此，地方貴族和帝國官僚之間的聯絡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援的。在外省任職的政府官員，時常發現當地的方言很難懂，這時只得完全依靠當地貴族的指點和引導。

區分官僚和貴族雖有意義，但明、清兩代的中國卻是由他們聯合統治的。帝國當局和地方貴族都對維持於彼此有利的現狀十分感興趣，他們一直合作到最後。以前，偶爾有些王朝曾試圖強行重新分配土地，或進行其他類似的改革，而明清統治者卻儘量避免同貴族霸權發生任何衝突。

富有啟迪意義的是，與上述情況形成鮮明對照，明朝政府極力控制、壓迫商人階層。這是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根本的、最有意義的差別。在西方，資產階級由於所處的社會的多樣性，從一開始就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而且，這種自治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見第十八章第四節）。在中國，的確存在著相應的商人階層，他們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業革命的益處（見本章第三節）。此外，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出自中國。然而，不象在西方，商業革命和技術進步都未給中國帶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革命影響。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節所述，是中國歷史的持續性，即隋朝實質上是漢朝的延續，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續，如此下去，連續不斷，直到1912年帝國曆史結束。因此，傳統的官僚貴族統治集團，以新儒學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沒有後繼者。相反出現了一種新的複雜多樣的文明；在這裡，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船隻不但沒有被埋沒，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