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繼承人“羅馬”皇帝為首的統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奮鬥的勢力。這些互相沖突的勢力錯綜交織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各種水平的同盟和聯盟，它們無限多樣、不斷變化。

廣義地說，查理曼死後，西歐政治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9至11世紀，教皇和皇帝一般說來是合作的。教皇幫助皇帝反對德意志世俗貴族；作為回報，皇帝支援教皇反對與羅馬教皇的權力相對立的拜佔廷勢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職，羅馬教皇的權力開始達到頂峰。為爭奪日耳曼主教的敘任權，教皇和皇帝發生衝突，結果格列高利獲勝，從而削弱了帝國的行政和皇帝的權力。到13世紀，教是英諾森三世實際捲入了歐洲各國的事務之中，國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廢黜。他宣稱：“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脫不了教皇的關注和控制。”兩個多世紀以來，尤其由於虔誠的法王和英王相繼即位，羅馬教皇通常被認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

羅馬教皇的最高權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戲劇性地結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頒佈《教皇訓令》（1202年），堅定地闡明教皇權力至上的學說：“……我們要宣告，要陳述，要解釋，要正式宣告，服從羅馬教皇的統治，是眾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幾個世紀中所能接受的東西，這時卻不再合人心意。諸君主及其議員們把國家繁榮看得比教皇的願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脅和虐待，受辱後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國大主教當選為教皇，稱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羅馬，而是以法國東南部的阿維尼翁為教皇駐地。此後70年間，阿維尼翁教皇受制於法王，失去了前輩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統治地位。

歐洲君主新權力的獲得，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同新興的商人階層的非正式聯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財政援助和管理才幹，成為國王的內待、監工、帳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幣廠經理等。最初，這些人組成國王的王室，主管國王私人事務。如今，隨著王室成員被派去管理整個王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發展起來。更明確地說，它與某些代議制議會一起，為官僚機構、法院和稅收制度打下了基礎。

作為回報，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護，以反對封建領主和主教的頻繁戰爭和苛捐雜稅。他們還為商人利益服務，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這些地方自治政權各有其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14世紀末期，易北河上有35個徵稅站，萊茵河上有60多個，塞納河上也有許多，如果船載穀物沿塞納河行駛200英里，其費用將達這些糧食售價的一半。隨著這些障礙的消除，隨著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實施，到15世紀，出現了民族君主國，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國、法國、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貝拉聯姻後的西班牙的版圖。

這些大而新的政治統一體，在調動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資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險者雖然絕大多數是義大利航海冒險家，但他們的資助者都是新興的民族君主國，而不是他們的家鄉、微不足道的城邦，這一點決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給哥倫布和達·伽馬以大力支援；英國和法國朝廷也緊隨其後，熱情支援卡伯特、韋拉扎諾及其他許多人。

六、信仰的時代

西方中世紀文化和知識的發展，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一樣意義重大，富有革新精神。從羅馬陷落到約1000年，前後的幾個世紀在完全缺乏文化創造力的意義上說，構成了西方歷史上的“黑暗時代”。極度貧窮、危機四伏、與世隔絕，不可能產生文學、藝術和學術傑作。的確，修道院的修土設法儲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們自然致力於儲存與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視了那些更為世俗的東西。結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會的”文化，這種文化對教會是一個補充，並依附於教會。

11世紀，主教們為了教育其管轄區內的教士，創辦了教會學校。一個世紀以後，以教會學校為基礎的早期大學逐漸形成。這些大學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團體，這是它們與眾不同的特徵。此外，它們不象教會學校那樣只有一個文科，另外還有教會法規、民事法律、醫學和神學系。文科的全部課程包括三個低階學科（拉丁文法、邏輯和修辭）和四個高階學科（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12世紀，在博洛尼亞、巴黎和牛津出現了第一批大學。隨後一個世紀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薩拉曼卡創辦了一些大學；14世紀，在中歐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維也納也建立了一些大學。

這些大學最初都是培養教士的機構。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