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理位置，受到了來自東方和西方的影響。據瞭解，中國炮兵曾去過波斯，在蒙古軍隊中服役；另外一位名叫傅夢之的人提出了中國的天文學原理；中國醫生曾在伊兒汗朝廷裡工作；中國藝術家曾對波斯的微型繪畫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歐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和外交領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義大利商人們生意十分興隆；伊兒汗國從他們中間徵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譯，讓他們肩負著各種使命，前往歐洲。其中當然有馬可·波羅，他在護送一位蒙古公主從中國到波斯、同伊兒汗國的大汗結婚以後，繼續向威尼斯航行。

最後，由這種相互影響提供的機會，又被正在歐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這一點具有深遠的意義，直到現在，仍對世界歷史的程序產生影響。歐亞大陸其他各文明過於一成不變。最初，伊斯蘭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適應和改變新的東西。儘管伊斯蘭教有其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原始背景，卻非常善幹接受已形成的偉大文明，創造新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東西。但是，這引起了伊斯蘭教教義與希臘唯理論哲學及科學之間的必然、內在的緊張關係。哈里發馬蒙（813－833年）早年曾大力支援古典名著的翻譯，信奉唯理論者的學說，認為《古蘭經》是人創造的，並不是永恆的。但他的繼承者則完全不同，他們支援保守的神學家，這些神學家指責所有科學的、哲學的推測，認為這將導致異端和無神論。

在人們開始相信尋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為重要的意義上，這一點意味著經院哲學的勝利。中世紀早期，蠻族入侵後，這種經院哲學在西方也很盛行。當時羅馬教皇統治了文化生活，神學被公認為各門科學的“皇后。”如今，在伊斯蘭教世界，隨著蠻族——十字軍、柏柏爾人、貝都因人、塞爾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現了同樣的發展情況。在這裡，如同在西方一樣，人們面臨巨大的災難，為了得到救濟和安慰，只得求助於宗教信機。但在西方，經院哲學最終追到駁斥並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卻一直居統治地位至19世紀末。

伊斯蘭教著名的神學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學的矛盾》中，猛烈地攻擊了整個世俗學派。他爭辨說，神的啟示是真理的最終源泉，理智應用於摧毀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亞里土多德學派的著名哲學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戰。伊本·路西德生於西班牙的科爾多瓦，被西方人稱為阿成羅伊。他在《矛盾的矛盾》一書中宣稱：認識應服從理性的判決，哲學對伊斯蘭教並無害處。但他決不是一個唯理論者，他強調民眾應接受“神學”教育，因為他們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備哲學推理的能力。然而，他所認為的能接受“哲學“教育的知識階層，卻拒絕他的主張，指責他虛偽，懷疑他是無神論者。

偉大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在其著作中反映了這一正統派反應的廣度。他最先將歷史看作是關於諸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科學，而不是當時傳統的編年史和有關某一事件的作品。然而，這位學識淵博、富於創造力的思想家，卻認為哲學和科學是無用、危險的。他說：“應該明白，哲學家所持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物理學問題對我們的宗教事務或日常生活來說，無關緊要，所以我們對此不必理會。……任何研究它［邏輯學］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規，且研究了《古蘭經》的解釋和法學之後，才應從事這項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學的人，是不應致力於此事的。因為缺乏這一知識的人，幾乎無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蝕。”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發展與創新停止了；在歐洲諸大學極度活躍的同時，伊斯蘭教學校卻滿足於死記硬背權威性的教科書。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遠遠超過西方，但到16世紀時，這種差距已經消失。此後，西方迅速發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蘭教世界則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下面這段話生動地描寫了這兩個世界間的差別：“白晝逝去了，伊斯蘭教醫學和科學卻反射出古希臘文化的太陽的光芒，它象一輪明月，照亮了歐洲中世紀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閃爍著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文藝復興——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卻都變得暗淡無光。”

西方和歐亞大陸其他文明之間，也呈現出類似的差別。原因很簡單，只有西方實現了趨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轉變。印度和拜佔廷均被伊斯蘭教征服，陷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中國雖然反抗蒙古人的統治，並於1368年將他們驅逐出去，但卻表現出強烈的民族優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