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的《道士塔》中，他以對莫高窟中文物的丟失深感痛心，從中深省釀成那場不堪回的民族文化悲劇的社會根源，這一思路行文的。他的立意很好，不過卻在字裡行間卻有失公允。

比如餘秋雨將莫高窟敦煌文書的破壞簡簡單單的歸咎於一個普普通通的道士身上，這絕對不是一個一個嚴謹的作家所應該做的。散文不是xiao說，散文主要是抒情寫實，抒情，是抒的作者的感情，一個作者並不應該把道聽途說和自己的主觀想像強加到自己所要描寫的實在物件上去，這樣會帶給讀者強烈的認知錯誤。

因此戈文在打算動筆寫《道士塔》時，並不打算簡簡單單的將餘秋雨的那篇《道士塔》抄襲過來，對他來說，餘秋雨的這篇文章只不過是給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素材，一個寫作的啟méng。至於餘秋雨在《道士塔》裡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他是不會去照抄的。怎麼能把心中的抑鬱和憤世嫉俗來針砭中國老農民的愚昧和無知呢？尤其是這個農民還並不是如他所寫的那樣沒有良知沒有責任！

中國自隋唐之後就有了“書厄論”的論述，幾乎所有的文史專家們都認為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戰1uan會對國家文物典籍的造成空前大的破壞，歷朝歷代的文物典籍的破壞的真正罪魁禍，是戰1uan和軍閥們，與老百姓沒有任何關係。可是餘秋雨的《道士塔》卻開了一個先例，將歷史文化破壞的罪責歸咎於像王道士這樣的老農民身上的新的“文化厄運論”。這顯然是不對的。

不過餘秋雨這種有著深厚的人文情懷和終極追問的散文卻是需要戈文認真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