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呼，可不僅僅是氣候原因那麼簡單。

在朱湖農場的招待所裡喝著濃茶，站在房間的窗戶邊上看著朱湖農場的水泥廠玻璃廠金屬加工廠罐頭廠等農場下屬的企業那些還沒有成片成群的冒著滾滾黑煙的大煙囪，王書輝的思考跨越了時空的限制。

他在和楚思衛進行了充分的交流之後，想明白了很多問題。

王書輝發現，自己僅僅是走了兩個農場，進行了一個星期左右的調查，就搞清楚了一個問題：自己不過是離開湖北幾個月的時間，徹底的脫離基層還不到半年的時間，自己身上作為現代人的小資產階級聖母病就發作了。

沒有清醒的認識到十七世紀的中國不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沒有清醒的認識到十七世紀的中國人民不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民，沒有清醒的認識到十七世紀的“以人民群眾為導向”不是二十一世紀的“以人民群眾為導向”。混淆了兩個時代，忽視了兩個時代完全不同的實際情況，就是王書輝最大的問題。

和經歷過近代的中國人民不同，沒有經歷殘酷的近代史考驗的十七世紀的中國人是完全沒有任何覺醒的，和兩千年的封建社會緊密的綁在一起的需要改造的物件。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僅僅體現在封建統治階級的身上，它更是像寄生蟲一樣，牢牢地盤踞在一億多封建社會的被統治階級，勞動人民的大腦中的。

王書輝發現，現在的問題不是自己過於“鐵石心腸”的問題，而是自己心太軟的問題。他能夠對封建統治階級毫不猶豫的舉起屠刀，但是他卻忘記了，封建主義的毒素可不僅僅是滲透在封建統治階級身上的。像魏老三一樣，無數的封建農業時代的勞動者身上，一樣被封建主義的毒素浸透著。

王書輝這一個星期左右的經歷讓他明白了一個問題：對於封建統治階級，因為他們是擋在復興黨領導的中國社會進步道路上的絆腳石，所以復興黨毫不猶豫的粉碎了他們。那麼對於復興黨建設工業化中國的偉大目標來說，所有的像魏老三一樣的，不肯接受工業化改造，死死抱住封建農業社會的舊思想舊觀念的人，同樣是復興黨建設工業化新中國目標的敵人。

對於魏老三以及一切像魏老三一樣的人，王書輝是不應該有任何的心軟的。

除了對自己思想的反思之外，王書輝也覺得相當的欣慰。至少這一次事情，讓王書輝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的學生們做的比自己好要好，自己的學生們沒有像自己一樣受到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荼毒，比自己更加的純粹，比自己更加的堅定。

要知道，因為王書輝堅持不懈的在復興黨內貫徹人民利益第一位，為人民服務第一位的思想，像他一樣，被人民這個大帽子扣住的犯了聖母病的病人，其實也是相當不少的。

同樣的，在復興黨內部戴著為人民服務的大帽子，動不動就反對改革，動不動就阻撓改革的人，把對人民的改造當成是對人民群眾的苛待和暴虐的人，同樣也是相當不少的。

王書輝甚至聯想到馬老人家在《宣言》的一段話：

“為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他們用來洩憤的手段是：唱唱詛咒他們的新統治者的歌，並向他嘰嘰咕咕地說一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

“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迴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剌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程序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

王書輝心裡帶著些奇怪的惡意想到：真理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啊復興黨這個剛剛建立起來不久的代表著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組織裡，居然也有這麼多戴著維護人民利益的假面具，揮舞著“為人民服務”的大棒，骨子裡卻是徹頭徹尾的封建主義的反動分子。

如果不是自己對“實事求，到第一線進行調查研究”原則的堅持，自己被黨內那些貌似“為民做主”，本質上卻是反對進步反對對人民進行工業化改造的傢伙們，還真的就有把自己糊弄住的可能性呢？

這樣一想，自己都有被這些人糊弄住的可能性。那麼一旦這些人在黨內抓了權得了勢，他們的那套口號和說辭，還真就很有可能把正在艱難的適應工業化程序的人民群眾給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