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接受的都是王書輝的科學社會理論思想的教育。他們都清楚的知道，在封建社會里，底層士兵的所有行動都是被動的。應該負責任的人，恰恰不是這些被強迫和被半強迫走上戰場充當炮灰計程車兵，而是那些奴役這些士兵，驅使這些士兵，強迫這些士兵成為炮灰的封建官僚們。

何祖賢是封建時代的人，封建時代的人的一個思維特徵就是特權思想。更具體的說就是“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特權思想。不管是什麼事情，不管誰是主導者，封建社會的人和具有封建思想的人，都不會把問題出現的責任往身處高位的人身上去找。

甚至就是在軍事衝突中，在敵對的環境中，封建軍隊的頭領們往往想的都是對失敗一方計程車兵們進行屠殺以此來震懾敵人。而對於同一階級出身的敵軍的首領，他們往往也想著能不能招納對方。就是不能招納對方，他們一般也會將失敗者放走，希圖在統治階級內部獲得一個愛才重才的名聲。

西方人有戰敗方用金錢贖取被俘軍官的習慣。這是因為那些軍官都是統治階級的一員。在《三國演義》裡也有“過五關斬六將”的典故。這也是因為關雲長本身就是一位侯爺。所以，不管關雲長的做法怎樣的損害了曹相國的利益，但是從統治階級利益一致性的角度出發，曹相國也不得不放走侯爺關雲長。

所以說，從階級立場的角度出發，何祖賢和復興會的軍官們是完全的對立的。何祖賢根本就沒辦法理解復興會軍官們的思想，復興會的軍官們也對何祖賢的想法極度的反感。可見階級矛盾這個東西，是隨處可見的。

當然了，這也是為什麼復興會的軍官們能夠在保民軍中取得士兵和基層軍官們的全面支援，而何祖賢已經徹底的淪為吉祥物的原因。

因為目前還需要何祖賢這個吉祥物的存在，所以黃博昌不得不出面向何祖賢解釋了一下保民軍這麼做的原因。

已經非常熟悉何祖賢想法的黃博昌提出了一個讓何祖賢不得不贊同的理論。因為黃博昌告訴何祖賢，大家現在的做法實際上是何祖賢大都督的“故智”。畢竟，保民軍在四個月的時間裡不停的膨脹，公開的處死朝廷大員，是一種斷大家退路的辦法。

復興會組織宣判大會已經是駕輕就熟了。在復興會的統治區域內，宣判大會的理論基礎是階級對立。在非復興會的統治區域裡，宣判大會的理論基礎則是利益對立。

也就是說，在已經全面納入到復興會的管理體系內的地區裡，復興會對民眾進行的是比較深刻的階級教育。而在非復興會的地區裡，復興會對民眾進行的則是利益教育。

和階級教育不同，利益教育是一種最直接的透過利益關係分析矛盾從而建立簡單邏輯的過程。以對陳建業的批判為例，復興會幹部並不會對武昌群眾揭露封建社會里深刻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全面矛盾。

他們把武昌百姓現在穩定富足的生活和保民軍聯絡在一起，然後再把調查團對保民軍的進攻和武昌府百姓現在的生活聯絡起來，從而建立起一個：保民軍維護大家的生活，而調查團進攻保民軍就是要破壞大家的美好生活的簡單邏輯。

聽到有人要把你的好日子破壞掉。聽到有人要對你進行高額徵稅，搶走你家走後一顆糧食。聽到有人要把你工作的崗位，把你全家人的飯碗砸掉。聽了這樣的訊息不感到憤怒的肯定就不是正常人了。

所以，陳建業等人就這樣在幾萬人的聲討中被吊上了絞刑架。

不得不說，隨著陳建業等人在百姓憤怒的呼喊中被吊死，武昌府已經徹底的從大明王朝的土地上**了出來。

六萬多名武昌府的百姓，在精神上已經變成了徹徹底底的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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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章　程紹之死1

公元1625年12月底，經過一個多月的艱難跋涉，可謂是經歷了千辛萬苦的程紹帶領著不到四千個士兵和民夫，終於從開封府到達了襄陽府。【全文字閱讀】‘‘‘‘

雖然從開封到襄陽這一路上，部隊都是沿著各個州縣前進的。可是，惡劣的氣候和低劣的待遇，使得程紹帶領的原本一萬多個河南正兵和民夫，在到了襄陽府的時候，只剩下了不到四千人了。

超過兩千個士兵和民夫死在了行軍途中。超過三千人計程車兵和民夫在行軍的過程中失蹤和逃逸。

在部隊離開信陽州進入湖北境內之後，因為沿途各級官府已經接到了新任湖廣巡撫姚宗文的指示。所以，從信陽到襄陽這一路上，程紹帶領的河南兵沒有獲得一丁點兒的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