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鴉片戰爭以後日益增長地進出口貿易。李泰國接任後建立的西方新式海關制度，在赫德手裡得到進一步改進和完善。赫德治下地中國海關，採用當時先進的西方行政管理制度，對各地分關實行垂直統一領導。進出口貨物按章徵稅。申報、查驗、估稅、稽核、徵稅、交款，直至驗放等各個環節。都有制度保障，嚴防舞弊。這個時期中國海關的高效廉潔，和清朝政府上下的顢頇**形成鮮明對照。從這一點來講，讓外國人來管理中國海關也不全是壞事。

赫德治下的中國海關總稅收不斷增加，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根據《北京條約》地規定向英、法兩國各賠款800萬兩白銀，都是用海關關稅支付。在赫德的努力下，到1866年1月賠款全部清償，剩餘款項解交部庫，不僅增加了清朝中央政府地財政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清廷的財政困難。

赫德還曾在一些場合代表清廷與各國政府談判。儘量維護中國利益；如在中法戰爭中他就曾積極斡旋，他還提出過一些非常中肯的改革建言。為中國能夠擺脫內憂外患的困境而出謀劃策。

1866年，赫德撰寫了《局外旁觀論》，提出一攬子全面改革清朝政府的建議。雖然赫德的建議並未受到清廷的重視，卻影響了一大批手握重權的洋務派人士，為中國的近代化起步提供了思想資源。赫德不但提出改革建議，也操辦了一些有利於中國進步的實事。如開辦同文館。其次是創辦郵政。此外還有建立海務，經過海關地有效管理，當時中國一些沿海港口地海務水平已經能和歐美國家看齊。

就象很多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一樣，赫德為中國的近代化程序作出了一定地貢獻，在客觀上的確使中國在許多方面獲益匪淺。但他為了英國的殖民利益，也做出了很多損害中國利益的事，象壓低中國的進口稅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過低的進口稅率使得西方國家的工業產品充斥中國市場，完全破壞了中國傳統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也壓制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赫德把持下的中國海關，其實質是在維護大英帝國的殖民經濟體系，使中國和印度一樣成為了英國的原料產地和英國工業品的傾銷市場。

而且，為了讓英國能夠控制中國海軍，赫德多次插手中國的外購軍艦專案，後來甚至還弄出來了個“總海防司”的計劃，引起了李鴻章的警覺，沈葆楨直接上書朝廷反對，而李鴻章則“建議”朝廷說，赫德“總海防司”和“總稅務司”不能兼任，讓赫德“任擇其一”，赫德最終還是捨不得總稅務司的職位。這樣，在沈葆楨和李鴻章“一明一暗”的聯手干預下，總算把這個“總海防司”的破事給攪黃了，讓赫德想要控制中國海軍的努力破了產。

但赫德並沒有就此放棄，琅威理來北洋艦隊擔任總查一職也是他努力的結果，但隨著“撤旗事件”後琅威理憤然回國，赫德想要透過琅威理控制中國海軍的企圖也宣告失敗。

“他對咱們的海軍也一直是情有獨鍾，”李鴻章沉浸在往事的回憶當中，嘴角不由得現出一絲笑意，對孫綱說道，“他現在也來京城了，你不妨瞅空閒會會他，這個關稅稅率的事，看你能不能從他那裡找到下手的機會。”

“待晚輩好好計議一番，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孫綱說道。

兩人又說了一些別的事後，孫綱從李鴻章那裡出來，回到了軍務部，立即給嚴復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請他出山，並派專人送出。然後便在那裡琢磨著怎麼能從赫德那裡把關稅這一塊的局面開啟。

自己這個半吊子的海軍對軍事還可以說有一定的瞭解，經濟建設的一些方面也知道個大概，但涉及到這個具體的關稅問題，他現在還真就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從李鴻章和他的談話裡以及軍情總處收集到的關於這方面的資訊，孫綱現在能夠確定，中國進口關稅稅率的決定應該不是赫德一個人的事，他應該是秉承英國政府的旨意，為了列強在中國的“利益平衡”才這麼做的，即使自己能說動他同意提高進口稅率，他背後的英國政府和其它列強恐怕也不會答應的，因為這麼做損害的是所有列強的共同商業利益！

這件事如果處理不當，引發的後果比遭受一場入侵也好不到哪裡去。

鄭觀應等人要求收回中國關稅自主權這沒有錯，可目前的問題是，中國現在面對西方列強，仍然是處在弱勢的位置，就這麼頂硬上的對列強說“我這邊關稅提價了，趕緊拿錢，不拿錢走人”，列強非聯手打上門來不可。

口號，不是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喊的。

他正坐在那裡犯愁，一位軍官告訴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