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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孫綱一笑，接過了她拿過來的報紙，開始看了起來。其實中國這時候的報紙已經不少了，雖然很多都是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是“學中國人的口氣”專門辦給中國人看的外國中文日報，象他手中這份英國人辦的《京津泰晤士報》就是其中之一，還有《萬國公報》《申報》（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和小白菜”就是他們最先報導的）和《新聞報》等等，中國人自己辦的也不少，象《迴圈日報》，《彙報》和《述報》，還有《中外紀聞》，《時務報》，《強學報》等等，這些報紙在客觀上開闊了中國民眾的眼界，對“民智的開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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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四）思想覺醒

孫綱仔細地翻閱著她給他的報紙，這些報紙的內容五花八門，很是豐富，新聞，小說，詩歌詞賦什麼都有，有的甚至還連載一些奇聞逸事和花邊新聞，包括一些內容十分香豔的“另類”小說，雖然比不上後世的那些打擦邊球的“準H小說”描寫的那麼露骨，但也相差無多。外國報紙偏重介紹國際時事新聞和西方科技及基督教文化，中國報紙偏重於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介紹和宣傳，以及對朝政時事的評論（這一塊很不招朝廷“喜歡”），兩次中日戰爭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盪和衝擊，使得中國的文化意識方面開始覺醒，中國傳統精英階層的一些年青的知識分子掀起了新一輪學習西方最新科學技術知識的熱潮，從這些報紙不遺餘力冒著“妄議朝政”的危險“論論”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思想以及制度方面的優劣，不斷提出“改革”（變法）的建議的行動就能看出來。

如果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將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國的輸入和傳播是緩慢的話，兩次中日戰爭後，西方的觀念和價值標準則於十九世紀末在中國士大夫階層中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更為重要的是，伴隨著西方文化思想和科技而來的是中國的很多傳統士大夫對西方文化這種傳播態度發生的重大變化，這兩場成功的對外反侵略戰爭成為了中國思想意識界的分水嶺，如果說在此之前中國人對西方僅有的一點興趣大部分集中在科學技術知識（中國人叫“藝”）上，現在，中國的文化階層已經把目光轉向了西方的政治知識，經驗以及制度（可以簡稱為“政”）上了，甚至於還包括西方的宗教思想和文化方面（可以簡稱為“教”）。

士大夫文人們日益接受西方地文化知識和價值標準。使得西方思想從中國文化的外圍向中心滲透，但因為中華文明自身的強大生命力，這種滲透實際上起到了西方文化思想和中國文化思想上地融合（就象那個極其有名的“四教合一”）作用。在因戰爭而引發的民眾普遍要求改變現狀的背景下，這種思想上的融合速度大大的加快了。

葺爾小國日本接連兩次敢於向大清國不宣而戰，每次都打得大清國措手不及，這兩場戰爭打痛了中國人，也打醒了中國人。

第一次甲午之戰中大清倉促應戰，勝得極其僥倖（如果不是有一隻小小蝴蝶在作怪地話）。第二次丁酉之戰。在有了一定準備的條件下（中國擁有了萬噸鐵甲鉅艦和新式巡洋艦及潛艇，還有“充足”的“兵力”和火炮），儘管最後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還是付出了巨大的損失和傷的原因，分析的也可以說很有道理。

“方今世界，優勝劣敗，弱者先絕，中國地廣人眾，物阜民豐，若能取法日本，自強振作，或有一線生機，與列強並存於地球，如若不然，日本之今日，即中國之未來也。”

這個是大概是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角度講地，希望中國能夠快些振興，免得被開除了地球的“球籍”。

那個時候的中國報紙，能夠報導這樣激切的言論，呼籲國家變革圖存，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的。

孫綱注意到，這些報紙好多都是後世的史書中稱為“維新派”的人士辦地，因為，他看見了有的報紙上面有梁啟超等人的名字。

他這才想起來，現在是189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四年，農曆戊戌年。

歷史上那場著名的“戊戌變法”，是不是快要開始了？

因為孫綱介入到這個時代的關係，讓中國發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變化，這場以自強圖存為目標的政治改革運動，也可以說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會以怎樣地形式爆發？又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樣地結果？

他現在想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