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持治安”能和野戰相提並論嗎？兄弟部隊都在攻城略地，大刷功勳值，自己卻被留在後方幹著衙役們的活——這份鬱悶，誰幹過誰知道啊。

再者說了，說是“維持治安”，其實自“長州滅商事件”之後，整個馬關水靜河飛，十五團幾乎一槍沒放過。地方如此安靜，真的需要一個滿編野戰團來“維持治安”嗎？

這個情況，也多少出乎關卓凡的意外。來到日本之前，曾將日本的“民氣”想象得多麼彪悍。實際上，他很快便發現，如果沒有武士階層的組織和參與，只要佔領軍維持住基本良好的紀律，日本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會自發地起來抵抗。

這個情況，和中國大不相同。

中國的基層政權，掌握在鄉紳和宗族手裡。外敵入侵，政府軍撤退或潰敗之後，這些人就是抵抗行動的組織者和核心力量；而日本基本不存在這個階層。

日本本來就小，這麼小的國家，又分成了幾百個藩國。這些名義上的“諸侯”，體量小的，和中國的“基層政權”，也沒啥實質區別。因此，日本既不需要、也沒有空間留給類似中國的鄉紳和宗族這樣的階層。

長州藩的決策層，始終抱有和中國人媾和的幻想；而關卓凡直到進軍萩城的時候，還在刻意顯示不會對長州藩“趕盡殺絕”的意思。所以，長州藩的武士們，也就始終沒有下定動員“全體人民群眾”，進行“抗戰”的決心。

軒軍除了和長州藩軍作戰之外，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性的襲擾——原因就在這兒。

關貝子也就因此沒有陷入他最頭疼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關卓凡回到馬關，十五團和海軍陸戰隊的牢騷，透過“合適”的渠道，委婉地向爵帥表達了出來。關卓凡聽了，微微一笑，說道：“是嗎？好吧，過幾天，我就派他們去辦一件體面差使。”

咦，體面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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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杉晉作站在“丙寅號”的船頭，海風拂面，衣袂飄飄，總督大人一副“羽扇綸巾”的派頭。

雖然在逃亡之中，但是高杉晉作依然意氣風發。

局面至此，高杉晉作並不悲觀，反而認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二次長州征伐之前，長州藩已經算是和幕府翻了臉。那個時候，高杉晉作有一個計劃：如果在接下來的戰爭中失敗，而幕府又要斬盡殺絕，無法妥協，就奉藩主一家，北渡朝鮮海峽，避難朝鮮。

這個“避難朝鮮”，是一個委婉的說法，其實質內容，須看當時情況而定。如果兵力損失殆盡，那就真是“避難”，暫不做他想；如果手上還有相當實力，就變“避難”為“徵韓”，佔領釜山及周圍地區，打出一片新天地。接著，徐圖擴張。時機合適的時候，攻回日本，光復長州。

這個計劃，原本確實是可行的的。李朝的軍力有多垃圾，高杉晉作一清二楚。韓人懦弱顢頇，豈能擋得住長州志士之一擊？但是，中國人介入之後，“避難朝鮮”便行不通了。朝鮮為中國屬國，如果長州藩已是強弩之末，李朝不可能不奉大清敕令，予以驅逐；如果長州藩尚存“徵韓”之力，中國人亦不可能不追殺到朝鮮，而由得長州藩在自己的屬國的土地上為所欲為。

朝鮮去不成了，那麼能去哪裡呢？

當初在馬關的時候，高杉晉作以“谷潛藏”的化名，登上“翁貝託國王號”，和關卓凡談判。關卓凡曾提出來“改易毛利氏於蝦夷地”——高杉晉作有了靈感：對，就去蝦夷地！

高杉晉作認為，中國人對日本的干涉，一定是一個短期的計劃。而蝦夷地極北苦寒之地，路途遙遠，和日本本州，還隔著一個津輕海峽——如果用兵於蝦夷地，後勤運輸、兵力部署都要重新規劃，和原計劃相比，所費不知要多出多少？

這個“所費”，既包括經濟成本，也包括時間成本。高杉晉作知道，這位關貝子，在國內經過了激烈的權力鬥爭，剛剛上位，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做，他怎麼可能長期滯留海外，疲兵於荒蠻之地？耽誤國內的事情不說，還有，他就不怕後院起火？

再說，就算關某人鐵了心要“遠征蝦夷地”，美國人也未必會配合他吧？單是長州征伐，已經能夠看出美國人的小心謹慎了——這一點，高杉晉作的判斷，和大村益次郎是一樣的。

沒有強大的海軍支援，打什麼“北海道”？

蝦夷地廣闊天地，幕府和中國人鞭長莫及，一年半載之後，中國人撤出日本了，俺們返回長州，振臂一呼，周、長二國不還是毛利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