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關卓凡一直認為，李鴻章其實不怕洋人。這個“不怕”，不是說他莽撞無理，動輒尋釁，而是說在心理上，他對洋人從未有過畏縮和自卑，這在有清一代，特別是晚晴時期，是一項極為難得的品格。這一點，從他與阿禮國的交涉之中，就能夠看出來。他後期辦外交，無論是對英法，還是對俄日，也都算得上是堂堂正正，從未像其他人那樣奴顏婢膝。

至於經他手所簽署的一項項喪權辱國的條約，那就不是個人之力能夠抗拒的，算是身在其位，不得不替整個朝廷來背這些“黑鍋”。朝中的清流，固然可以對他口誅筆伐，然而其情其勢之下，以中國之大，換了任何一個人去，恐怕也難有更好的結果，難道只憑著一幫書生，口若懸河，下筆萬言，就能說得洋鬼子痛哭流涕，洗心革面，把搶到手的利益交了出來？

必定不能。

然而李鴻章亦有他洗不脫的罪過——私心太重！劉郇膏指他是個功名之士的底子，也正是這個意思。

作為一個讀書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他是有的，可若說“後天下之樂而樂”，那就不肯了。論到辦洋務，推進中國的近代化程序，李鴻章自然是標誌性的人物，但也正是因為私德不檢，在他過世的時候。李氏家族的財產。居然達到了四千萬兩白銀之巨。那還有什麼話說？

況且主官如此，又如何約束手下的那個龐大的利益集團？自然更是上下其手，層層分肥！國家用十兩銀子，卻只能辦成一兩銀子的事，而就連這一兩銀子辦出來的事，往往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遇風吹雨打。不免煙消雲散，最終的結果，變成連一兩銀子都沒有。

關卓凡心想，在這一點上，李鴻章不要說與范仲淹相比，就連比起他的老師曾國藩，相去亦不可以道里計——至少曾國藩的清廉，有口皆碑，嫁女兒的時候，壓箱底的嫁妝銀子。就只有二百兩，連曾國荃都死活不肯相信。非要親手開啟箱子來看，結果目瞪口呆。

因此，關卓凡在心底，對曾國藩還是保有一份尊重的，至於李鴻章……

這個人，如果有人能夠控馭，則用之一方，不失為一名幹才。若是如脫韁野馬，任由賓士，甚至是獨掌全盤，則最終必定壞事。

現在楊坊任上海道一事，已經塵埃落定，楊坊亦已經開始坐衙辦差。除了城西那個虛有其表的巡撫衙門，李鴻章想插手上海的事情，已經很為難了。

而蘇州殺降這件事，雖說朝野之中都有不小的非議，但他李鴻章有曾國藩罩著，是遲早可以擺得平的。可是各國領事的這一關，就沒有那麼容易過得去，他以後再想跟洋人打交道，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誠然，洋人現在表現出來的，不過是一時的義憤。出於利益的考量，他們終究還是要跟中國打交道的，只是這一回，他們有了別的人可以選擇。

中國的洋務，以後未見得非要李鴻章來辦。

我關卓凡也是可以辦的。

而且既然已經心機百變，費時費力走到了這一步，眼光就不肯只放在一個上海上面了——蘇松太常鎮，天下膏腴之地也，為什麼不可以想想？

關卓凡將手中那方烏木鎮紙，輕輕拍在案子上。

遲早要把他擠出江蘇去。

*

李鴻章在跟戈登較勁，駐紮在新陽的戈登，也在跟李鴻章較著勁。

按李鴻章的想法，一支軍隊，畢竟是要打仗的，否則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而且四千人的部隊，每月的軍餉不是一筆小數目，戈登拒絕了自己撥去的餉銀，單靠一時的激憤，又能支撐多久？

他的想法，不能說錯，然而沒有想到的是，戈登有了更激烈的行動。作為常勝軍“會帶”的吳煦，從新陽趕到了蘇州，向李鴻章報告，戈登已經宣佈，常勝軍解散！

看著李鴻章驚愕不已的樣子，吳煦亦是痛心疾首，然而在心裡面，那份快意卻難以言表。

李鴻章和關卓凡，都是謀奪他上海道的人，然而在吳煦的心裡，情形大不相同。關卓凡的手段是和風細雨，李鴻章的手段則狠辣無情，因此相比較起來，自然是把李鴻章恨進了骨子裡去。在這樣一個巡撫手下做事，實在是難以安於其位，所以吳煦早已心灰意懶，漸蒙去意，連那個三品皋司都不想要了。

可是離去之前，居然被他找到了一個機會，小小地報復一下李鴻章。這個機會，就是由蘇州殺降引發的常勝軍之變。

其實李鴻章的判斷本不算錯，對於身在常勝軍的這些外**官來說，一是要有仗打，這樣才有存在的價值，二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