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情，如果言路反對，她是很少會堅持己見的。這方面，慈禧算得上“虛己納諫”。

可是。這其實並不是什麼好事。

慈禧尊重言路，其一，是因為沒有基本盤，缺乏死忠粉，較之基本盤強大如恭王者，她更需要營造良好的政治形象，以便爭取更多的支援；其二，就像上面說的，慈禧要利用言路來打壓異己。

問題是。晚清的言路是班什麼貨色？翰詹科道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其中執掌輿論話語權之牛耳的清流，除了保守。還言大而夸，不切實際。

這班人，骨子裡是非常熱衷的，並非不可以因為利益而改換自己的政治立場。但真叫他們做事，原先嘴頭上的萬丈豪氣很快消失不見，瞻前顧後。首鼠兩端，色厲內荏、懦弱無能之本來面目。暴露無遺，最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比如中法戰爭中，馬尾喪師、毀掉整支南洋艦隊的張佩綸，就是其中典型。

晚清清流囂張，成為制約改革進步的一大絆腳石，慈禧要負相當的責任。事實上，這塊絆腳石，也絆倒了她自己。

慈禧對言路假以顏色，言路又是保守派當道，這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改革政策執行的堅定性和連續性，同時，也讓德宗和康有為等人產生錯覺，認為慈禧是保守派的護法神，欲行新政，就不能不把她搬開。兩相湊合，終致戊戌政變之悲劇，慈禧亦因此戴定了“保守派總後臺”的帽子。

這也是關卓凡為什麼對言路又打又拉，巴掌紅棗，恩威並施，不遺餘力之緣故——必須徹底降服這班“讀書人”，縱然不能使之成為近代化建設的助力，也決不允許其拖“改革開放”的後腿！…

總之，歷史上的慈禧，推行洋務和新政，不夠堅決徹底，根本原因是她缺乏基本盤，面對保守派的反對，沒有堅持到底的自信心，不能不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來回搖擺，虛與委蛇。

現在，慈禧認為有了自己的基本盤了，且是最強大、最堅固的一塊基本盤——軒軍！由此，她對保守反對力量的顧慮，會大大減低，接下來，關卓凡力推新政，她給與的支援，會遠比原時空的堅定、持久，此中意義之重大，不言可喻。

慈禧對關卓凡和軒軍的信任的加強，還為關卓凡解決了一個重大的麻煩，同時帶來了一個重大的機遇——她樂意關卓凡同時迎娶榮安公主和敦柔公主。此舉不但解開了關卓凡、慈禧、慈安三人之間一個原本看似無法開啟的死結，進一步夯實了三人同盟的根基，同時，同時——

呃，那是以後的事兒了，暫且按下不表吧。

收服玉兒，也是天津之行的一個重要收穫。玉兒的作用，不僅僅是關卓凡在聖母皇太后身邊放上了“自己人”，多一個人替他說好話，多一個人為他通風報信，還在於，還在於——

呃，那也是以後的事兒了，也暫且按下不表吧。

只是這個小姑娘猶如朝花著露，水靈鮮嫩，光彩迎人，關卓凡每次想到慈禧原本是將她給了自己的，便心癢難搔。可是，這朵花，註定只能看，不能摘，嗯，可是夠鍛鍊意志力的呀。

天津之行，關卓凡最後一個重大收穫，是“引蛇出洞”，引出了“恭惇聯盟”——這支最強大、最重要的反對力量，併成功地把對方引進了一個事先挖好的大坑裡。

關卓凡籌劃天津之行的時候，就不排除天津之行期間，北京可能生出些什麼么蛾子。這非常符合政治鬥爭乃至政變的一般路子：出征或巡行在外的時候，後院起火，對頭在京城發動變亂，奪取政權，然後發詔，宣佈外邊的那位是“叛逆”。

當然，政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腦子真的燒壞了。

有能力發動政變的，只有恭王一人。先不說恭王還有沒有勇氣再做這種事情，也不說文祥、曹毓瑛這班“恭系”大將，還願不願意跟著他鋌而走險，單在技術上，政變就沒有可行性：慈禧和關卓凡在一起，“同道堂”的印章，慈禧當然是隨身帶著的，詔書上若沒有慈禧的“同道堂”，只有慈安的“御賞”，就是偽詔，就沒有合法性。

就是說，想師祺祥故智的人，拿不到“大義名分”。

至於實力對比，就更不用說了。恭王不直接掌握軍隊，帝國最強大的軍隊，牢牢掌握在關卓凡手裡。而且，北京城下，有一支吳建瀛部虎視眈眈；天津距北京，急行軍的話，亦不過兩三日的行程。

政變不可能，但對頭以為可以“趁虛而入”，搞點什麼別的古怪出來，還是有可能的。

果不其然。

關卓凡嚴陣以待，迄今為止，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