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就開始長篇大論“天象示異”。

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天人感應”是核心之一。“天象示異”代表老天爺對地面上的政治不滿意，以“異象”做出警告。下面為政的不改正，老天爺就要發飆了，最嚴重就是換人來幹，“王朝輪替”。

日蝕、月蝕、地震這種高階別的“異象”不用說了，洪水、暴雨、暴雪、大旱、大風、大霧、冰雹、蝗災、瘟疫、泥石流、沙塵暴等等也在此列，就是“天光晦暗”，即後世之“霧霾”也可以算進去。

總之，所有的自然災害都可以歸攏進“天象示異”。

還有，冬天打雷、夏天下雪、花花們反季節開放，也算。

還有，河水變顏色、泉水從地下冒出，也算。

還有，哪兒生了個“雙頭人”，即後世所謂“連體嬰兒”，也算。

這種神經兮兮的理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居然也有它的效驗。

比如王朝後期，財政枯竭，政治**，行政能力愈發低下，防災、抗災的能力就跟著降低，包括無力進行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維護，中國最主要的兩種自然災害——一個澇、一個旱，便愈發頻繁。

王朝後期，動亂增加，戰爭進一步破壞了防災、抗災的能力，自然災害隨之大幅度增加，“大戰之後有大災”不是虛言。

現在的清朝正是已進入“後期模式”，甚至有開啟“末世模式”的跡象。

其實，就算太平盛世，中國這麼大，又有哪年沒有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

所以，只要有“政治需要”，這種所謂“天象示警”，什麼時候都是一抓一大把。

蔡壽祺建議以此為突破口，關卓凡以為很有道理。

因為在“天人感應”的理論中，宰相“燮理陰陽”，所以，既然“天象示異”，那麼就是“宰相之責”了。

當朝“宰相”是誰？可不是什麼“大學士”。清朝後期的“大學士”，基本上就僅僅是個榮譽銜頭了，有位置，沒實權。

實際的“宰相”，是“軍機處領班”，就是恭王了。

嗯，奕？？先生，你要為所有的自然災害、包括洛陽李某家裡的那個“雙頭人”負責任啊。

那麼，宰相出了什麼問題叫老天爺這麼不高興呢？

這就是摺子的題目裡的那四件事了，“貪墨、驕盈、攬權、徇私”。

這套邏輯，非常完美，關卓凡想，以後最好不要有人往我身上用。

當然是搞封建迷信，可在封建王朝不搞封建迷信搞啥呀？等我真上了位再推動科學昌明吧。

蔡壽祺羅列了一大堆“天象示異”，看的慈禧和慈安心驚膽戰——兩位御姐可是信這個的。

趕快往下看，老六都做了些啥呀，整得“上面”發那麼大的火？

“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四事”中的重點是“貪墨”。

劾人“貪墨”要有證據，不然就沒有什麼殺傷力了。

有沒有呢？有，就是恭王府的“門包”制度。

其實哪個王公重臣的門房都是收“門包”的，但別人的“門包”是落在“門房”個人腰包裡的；而恭王府的“門包”，王府要從中“分成”。

這個主意是恭王的老丈人桂良替他想出來的。恭王府開支浩繁，入不敷出，恭王頗以為苦，於是桂良獻計，派“賬房”到“門房”坐著，客人給“門房”的“紅包”，一律先收上來，然後再將其中部分返還“門房”，其餘的，留在賬房。

以前給五兩的，現在就得給十兩。因為如果還給五兩，落到門房自個手中，就只有二兩、三兩，這個門，你還想進去嗎？

給十兩門房也不會有更好的臉色，因為落到他手裡的還是五兩。

大夥兒既知道恭王府有這麼個規矩，給門房紅包等於“孝敬”恭王，還能落下個名字，自然而然，恭王府的“門包”的“行情”就愈漲愈高，有的人甚至一掏就是一張一百兩的票子。

這種情況下，返還給門房的，就不止五兩了，會多一些，大概十兩八兩的樣子。

於是，真正把“小額納賄”變成了公開的“制度”。

恭王每天接見的客人是有數的，且都是高階官員。大多數低階的官員是由王府的長史接待的。很多時候根本無人接待，純粹過來打個花呼哨，就為了給門房送個“紅包”，在恭王府賬房那兒留個名字。

到了後來，情況發展到這種地步：該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的事，也先來恭王府“報到”，給了“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