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斯大林格勒前線的蘇軍部隊，就面臨這種危險。

如果在這個時候，斯大林格勒城內的市民全部轉移，從而將這座城池變成了空城的話，那麼，仍舊堅守在這裡計程車兵，就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孤軍，至少，從心底上這些士兵會產生這樣的感覺。到那個時候，他們的恐懼感要靠什麼來排斥？而反過來說，將斯大林格勒的市民封鎖在城內，這樣一來，就會在作戰士兵的心中產生一種感覺，那就是他們的戰鬥還有後盾，他們的犧牲也有身後的民眾親眼目睹。受傷了？不怕，後面還有幾十萬市民呢，他們會很好的照料自己。犧牲了？不怕，自己是為了保護這幾十萬市民而犧牲的，自己的犧牲他們有目共睹。所以說，有市民的存在，對於鼓舞士兵計程車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而楚思南的決策，正是基於這一點上所做出的。

至於說市民留在城中，會不會因為德軍的轟炸與炮擊，乃至那殘酷的巷戰而產生大量地傷亡。這一點目前還不在楚思南的考慮範圍之內，現在他所考慮的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保證部隊計程車氣，另一個就是如何抵擋住德軍的進攻。如果說的再卑鄙一點，楚思南甚至還希望城中的市民多傷亡一些，那樣一來至少有兩個好處，第一，節省後勤補給，第二，透過對市民傷亡數字的通報。可以在另一個方面激勵士兵的鬥志。

“這種做法是不是過於不人道，過於的殘酷了？”作為一名美國來地記者。比婭特麗莎就此詢問過楚思南，而在她的日記者。也記錄了楚思南對這一問題地回答。

“只要是戰爭，就要死人，而在戰爭發起的那一刻起，人道已經在槍炮和鮮血地面前變得無關緊要了，在戰爭面前談論人道是可笑的。我們所有的決策、安排，都不是基於人道而制定，我們只有一箇中心。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贏得勝利，為此，我們可以不擇手段，我們可以無所顧忌……”

“今天，在斯大林格勒的每一個市民都應該有所覺悟。現在已經到了他們為這場戰爭作出貢獻的時候了。我所做出的決定，也許會讓他們損失幾萬人，甚至是十幾萬人。但是，我們只要贏得了勝利，那就可以阻止德軍的進一步推進，阻止戰爭地魔爪向我們的後方進一步延伸。而如果我們今天大談人道，並在此基礎上任由德軍奪取我們的斯大林格勒，那麼今後，我們將為此付出幾十萬甚至是上百萬的生命損失。為了挽救幾萬人而損失幾十萬人，或者是為了十幾萬人而損失數百萬人，我不認為這就是所謂人道的表現……”

“軍民，軍民，所謂的軍民，就是軍連著民，民連著軍。在和平地時候，我們這些軍人可以為了挽救一名普通市民而付出幾條甚至是十幾條生命的代價。在和平時期，普通的民眾才是國家地主導，軍人必須為了他們的利益而付出犧牲。但是一旦戰爭到來，在面對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生存與未來遭受嚴重威脅的時候，我們軍人才是整個國家的主導，才是可以解民族之倒懸的脊樑。面對著荷槍實彈的入侵者，十個手無寸鐵的普通人，也絕對抵不上一名受過正規訓練計程車兵，士兵和普通民眾，兩者在戰爭面前如果進行對比的話，那絕不能以簡單的數字多少來衡量其實力和作用……”

對於楚思南所給出的這番回答，以及他對“人道”、“軍民”的看法，比婭特麗莎在日記中給出了一個評價，那就是“在斯大林格勒會戰的困難階段，我在‘紅色戰神，的身上，無時無刻不能感受到一種壓力，那是能夠令人感到不寒而慄的壓力，誰都能夠看得出來，這位傳說不敗的將軍對勝利的極度渴求。我甚至相信，如果親手屠殺斯大林格勒的市民能夠為這位將軍帶來勝利的話，他也會毫不猶豫的去動手。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在分辨不出他和那些德國納粹有什麼區別￣￣除了國家立場之外，他或許在對待戰爭方面，同那些人更為接近。”

比婭特麗莎的這些日記以及一系列戰爭照片，在戰爭結束之後整理成名為《我眼中的職業軍人》的一本書，該書在美國一經問世，便引起了軒然大波。憑藉這本類似於新聞報道的回憶錄，比婭特麗莎榮獲了一九四五年普利策文學、新聞攝影兩項大獎。

該部書在西方國家中異常暢銷，但是卻被當時的華約組織成員國列為禁shu，從而排斥在國境之外，其理由是，這本書中包含有大量對蘇維埃反法西斯英雄的詆譭與誣陷，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邪惡用心的最堅實體現等等。據說，當時的楚思南曾經親自翻閱過這本書，他本人倒是對這本書讚不絕口，正如他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說的那樣，這本書沒有必要禁，作者的記述很真實，很客觀，當讀到它的時候，就彷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