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軍決定除以原第15軍繼續擔任進攻作戰外，再將第18、56師團及第三飛行集團等部增派到緬甸戰場，預定3月中旬至4月上旬到達。同時以第38師團及近衛師團各一部為預備隊。這樣，日軍實際準備投入作戰的部隊已達四個多師團，大大超過中國估計的二三個師團之數，而中國到日軍預定完成增兵計劃的4月上旬實際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區作戰的部隊只有5個師，考慮到日軍的空中及火力優勢，以及其在包括與英、美軍隊作戰中表現出的強大戰鬥力，這樣的兵力對比對遠征軍顯然是不利的。所以，中國駐滇參謀團的林團長在事後的總結中認為，同古決戰目的如為擊破敵人，兵力“嫌過小”。

再次，中國將主力投入同古地區，在軍隊的進退中都將受到友軍協同、交通、後方運輸和部分緬人蓄意破壞的更大壓力。遠征軍要實施同古會戰，關鍵是必須迅速集結數個師的部隊，在日軍援軍到達前，一舉擊敵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計劃，遠征軍除第200師外，其餘部隊需在3月23日以後方能到達曼德勒東北地區，而曼德勒到同古還超過由國內出動至曼德勒的距離，並且由曼德勒輸送至同古較之前一段運輸更為艱難。雖然後來由於各方努力，運送速度有所加快，但要搶在敵人援軍到達前集中同古，事實上仍無可能。3月中旬，馬格威機場被炸，盟軍在緬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毀滅性打擊，日軍取得在緬作戰制空權後，這一問題更加突出。當時，史迪威對之未予足夠重視，如當最高統帥反覆向其說明應防止第五縱隊之活動時，史迪威表示“迄今尚未發現彼等有何不利我人行動之舉”，對之輕描淡寫。但當戰爭大規模展開後，上述問題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記記載，26日，遠離戰場的仁安羌“英國士兵之間發生了騷亂，英國人正在摧毀油田”。同時，鐵路運輸“因緬人發生工潮，曾停止數次”，整個交通狀況“糟糕透頂，職員們都已跑掉”，中國軍隊的運輸計劃無法正常進行，不得不臨時從國內緊急抽調鐵路員工到緬投入運輸。這些本應事先通盤考慮的問題遭忽視，其後果是惡劣的。

複次，在同古展開會戰還牽涉到一個微妙的戰鬥心理問題。由於最高統帥的讓步是在史迪威壓力下作出的，最高統帥對進攻作戰大有保留，這種態度透過各種途徑必然影響到前線將領。本來，遠征軍將領對史迪威就抱懷疑態度，如史迪威本人所說：“考慮到他們的歷史以及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歷”，“讓他們在這關鍵地區把兩個軍交給一名該死的外國人，而對此人又知之甚少，難以過多信任，未免期望過高。”尤其是這一外國人貫徹的又是為他們並不熟悉且和最高統帥意志不盡相同的進攻戰，前線將領的猶豫和觀望實可想象。緬甸戰役失敗的連環扣，很可能就由此拉開。

事實上，從雙方力量對比看，欲在同古地區阻擊日軍並發動反攻的設想也不現實。日後的實際戰局程序顯示，中國裝備最精良的戴安瀾第200師加上龐大的第5軍直屬隊在同古抵擋日軍一個師團的進攻即顯得十分勉強，雖然後來有增援部隊加入，仍無法遏阻敵人的進攻，隨著日軍增援部隊的到來，不得不最後撤出陣地。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計劃，再出動一個師兵力投入戰鬥，也很難實現擊垮敵人的目的。在這一點上，長期指揮中國軍隊作戰的最高統帥當然更有發言權，他對史迪威直言：“中國軍隊由於武器、裝備和運輸方面的缺陷，須三個師才能抵擋日本一個師，在這種基礎上發動進攻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時提醒史，己方軍隊“一經後撤，倘無生力軍在其後方完成防禦陣地，欲其中止退卻，至感困難”。這些，雖然讓人不無洩氣之感，但又確是符合當時中國軍隊實況的經驗之談，實際上，當時中國軍隊3個師和日軍1個師團兵力上也只是相差無幾。

正是有著上述的諸多考慮及對本身軍隊的瞭解，最高統帥一開始就傾向於在曼德勒進行防守反擊戰，客觀看，這一計劃不應視為單純的消極避戰。如其計劃得以實施，可以預見的是，由於中國軍隊的持續阻擊，日軍到達曼德勒的時間應在4月中旬以後，屆時，中國可在該地區集結5…6個師兵力，加上英軍，在數量上可形成較大優勢，而日軍長途進擊，又佔據許多地區，需分兵把守，此長彼消，形勢有可能向有利於盟軍方面方向轉化。加之曼德勒靠近中國西南地區，“增援與給養之供給，尚佔優勢”，在此作戰，軍隊運輸、後方威脅及第五縱隊的消極影響都要比緬南小得多。這些條件利用得好，相持乃至取勝的機會並非沒有。退一步說，只要能夠相持，到6月進入雨季，日軍大規模進攻就難以實施，這樣中國利用半年的時間就近準備，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