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被暗殺而死。他在韓國被譽為抗日英雄，但在日本被認為是恐怖份子。

1919年，朝鮮三一運動後，金九先生亡命至上海，參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組織，歷任警務局長、內務總長、國務領。1928年，他與李始榮、李東寧等人組織韓國獨立黨，任總裁。1928年，他組成秘密結社韓人愛國團，開始用武力恐怖手段進行抗日活動。1931年，他結識了從日本到上海的韓國愛國志士李奉昌。經過接觸，李奉昌自願表示願意行刺日本天皇裕仁。1931年12月，李奉昌舉事所需行動資金己到，炸死日本國王所用炸彈也已準備齊。炸彈有兩枚，一枚是在上海兵工廠獲得，另一枚是在河南省劉經扶將軍處而得。1931年李奉昌假裝成日本人木下昌藏，前往東京。12月末，李奉昌得知日本天皇裕仁將於第二年1月8日參加在東京郊外代代木練兵場舉行的新年觀兵式，便決定那天行動。

1932年1月8日李奉昌在櫻田門前等待日本天皇裕仁出現，其行列一到，馬上在群眾中起身，向日本天皇投擲炸彈，炸彈在日本宮內大臣的馬車旁爆炸，只翻倒日章旗旗手和近衛兵騎的兩匹馬。他當場被捕，同年9月30日在東京大審院被判死刑，1932年10月10日上午9時2分在市谷監獄殉國。

1932年1月18日，日本公使館、駐滬武官田中隆吉夥同日本女特務川島芳子製造了所謂的“日本和尚事件”。該日，5個日本和尚在馬玉山路向中國市民尋釁。兩天後，日本浪人縱火燒燬了三友實業社。1月24日，日本駐滬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書記友野指使特務、浪人，經化裝後焚燒了日本公使重光葵的公館，日方以此對我方進行訛詐：強令中方在48小時內對其所提道歉、賠償和取締抗日運動等要求予以答覆。1月28日夜間，日軍制造藉口，突然分三路向閘北的中國駐軍發起進攻，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等人的指揮下奮起抵抗，進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雖然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遠不及對手，但將士們在全國人民、特別是上海市民的聲援和全力支援下，英勇頑強，打得日軍死傷萬餘，迫使日軍三次更換前線司令官仍不能推進。但是，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消極政策下，南京政府釜底抽薪，執意與倭寇講和。而日方卻趁機調兵遣將，日本天皇裕仁親自批准增兵兩個師團，並專門成立了日本派遣軍司令部，白川義則大將出任司令長官。苦戰月餘，斷絕後援的十九路軍腹背受敵，不得不放棄江灣、閘北等陣地，撤退至上海市郊繼續抵抗。

3月3日，國際聯盟行政院作出中日雙方停戰的決議。在英、美、法、意等國的調停下，中日兩國代表進行談判。日方憑藉在軍事上的優勢，無理要求中國軍隊撤出上海及周邊地區，繼而由日本軍隊駐守。

就在中日談判仍在繼續之時，衝昏頭腦的日本駐滬軍政要人，決定借4月29日慶祝“天長節”（昭和天皇生日）的機會，在虹口公園舉行“淞滬戰爭祝捷大會”。

為了打擊日本囂張的氣焰，不讓其陰謀得逞，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陳銘樞、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決定採取特別行動。陳銘樞特地找到與其交往很深的“暗殺大王”王亞樵，向其透露這一構想。具有正義感且擅長此道的王亞樵對此十分贊同。但是，日方為防不測，早已放言，稱“祝捷大會”不許任何中國人入場。這樣王亞樵所領導的“鐵血除團”便難以有所作為。王亞樵提議，請流亡在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派人去完成這一重任。

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併了朝鮮。首任總督、陸軍大將寺內正毅上任伊始便公開叫囂：“朝鮮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朝鮮人民並未屈從於倭寇的淫威。從亡國的那一刻起，他們的反抗便從未停止。1919年3月1日，以具有獨立傾向的韓國廢帝高宗李熙被日軍毒斃為契機，朝鮮人民壓抑已久的民族仇恨強烈地爆發出來。超過200萬的朝鮮民眾參與了這場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神聖鬥爭。這就是朝鮮歷史上著名的“三；一”獨立運動。

日本統治者對此進行了血腥的鎮壓。據不完全統計，在“三；一”獨立運動中，前後共有兩萬多人傷亡，5萬多人被捕，數以十萬計的韓國志士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中國。這些志士繼續以各種方式從事著反日復國的鬥爭。在“三；一”獨立運動的基礎上，先後在俄國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國的上海及韓國境內，出現過6個臨時政府。1919年7月17日，韓國臨時議政院舉行第五屆會議，確定上海為合併後的大韓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