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好，兄弟和手下弟兄在日本那邊還有不少的工廠，主要出產棉紗，生絲，數量可不少啊，我就怕率真兄你沒有那麼大的胃口。”

“仲良老弟，你這點就儘管放心，沒有金剛鑽，我不是不會攬這個瓷器活。就算我吃不下，還有大老闆吃得下。”

“是嗎？看來，率真兄是背景很大。”

“說起來，這個大老闆和你也算有一點淵源。”

“那會是誰？小弟多年不在國內，孤陋寡聞。”

“我就知道你想不起來，實話對你說吧，就是孔二小姐。”

“是她？她現在不在南京嗎？”

“大公子前腳剛到上海，她就跟著來了。”

“看來，大公子這趟差事不太好辦啊。”

1948年，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如同軍事一樣，也已處於崩潰的境地。這是由於多年內戰，軍費開支空前龐大，南京政府便濫發紙幣，以彌補鉅額財政赤字，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物價如脫韁之馬，持續猛漲；再加上四大家族與貪官汙吏、奸商互相勾結，營私舞弊，囤積居奇，強取豪奪，使國統區出現了百業凋敝、經濟破產，民生艱困的景象。

其中通貨膨脹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為嚴重。至1948年夏，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而物價則較抗戰前上漲了600餘萬倍。6月份，上海的米價竟上漲到每石1800萬元，而當時一般公教人員工資低微，小學教師每日收入僅夠買四五副大餅油條，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難以言狀。許多人真是到了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醫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極點。國統區到處出現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的浪潮。為了防止國統區經濟出現總崩潰，1948年夏，國民政府經過一番醞釀，決定實行包括髮行金圓券、限制物價和收兌人民所持金銀、外幣等內容在內的所謂“經濟改革”，企圖依靠行政力量對國統區經濟實行管制，以此來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維持統治。7月下旬，蔣總統召集高階幕僚會議，提出了幣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總統在廬山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談，就經濟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國政府的認可。8月19日，國民政府頒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和《金圓券發行辦法》等法令，正式宣佈實行幣制改革。蔣總統與行政院長翁文灝聯合招待所謂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經濟界人士支援政府的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宣佈在行政院下設經濟管制委員會，負責實施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緊接著南京政府宣佈俞鴻鈞（當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和總統大公子為上海經濟管制正、副督導員並即時赴任。上海是當時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蔣總統派大公子擔負此重任，這一不同尋常的任命表明：蔣總統在“經濟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賭注，抱有“只准成功，不準失敗”的決心。

然而，當時的輿論對用行政手段管制經濟，強制推行幣制改革的前景卻憂慮重重，並不樂觀。《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表示：“我們切盼政府以堅毅的努力，制止少數人以借國庫發行，以為囤積來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圓券頭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這個割盲腸的任務，實際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鴻鈞名義上是正職，但只是掛個名而已。大公子有蔣總統給他的尚方寶劍，聲勢煊赫，來頭不小，但他深知在當前的情況下推行經濟改革困難重重，而此次幣制改革的成敗又關係著國民政府的命運和他個人的前途，勢成騎虎，只有幹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了。”蔣大公子不是個輕易退讓的人，他對自己的那一套頗為自信，相信充分運用所謂的“革命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宣稱：“此次經濟管制，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革命意義，不僅是經濟的。”“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8月20日，大公子以上海經濟管制區副經濟管制督導員的身份抵達上海。他調來“勘亂建國大隊‘，組織”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作為實行緊急措施的骨幹隊伍，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蒼蠅‘、”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等口號。上海各地旋即出現公告，凡檢舉違反經濟管制者，經查屬實，可以得到沒收的黃金、銀子、外幣或囤積物資價值之三成，作為獎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報訊息，投進設在街頭的建議箱；各方報告開始湧進大公子設在中央銀行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