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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著重研究大軍戰術和整個國防問題。照常是本國教官、德國顧問每週各擔任兩個上午。本國教官的授課由楊傑親自主持，研究院主任張亮清等高階教官為輔。在圖上研究後，再由楊傑親自率領到隴海鐵路沿線做一次參謀旅行。接下去還做一次戰史旅行。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在隴海路決戰時，楊傑是蔣的參謀長，所以對這次旅行指導得十分精彩。各地駐防高階將領都前來見學。德國顧問在這一次參謀旅行中更是賣力。回校後，學員們還在校內做了一次高等司令部的演習。然後，學員們再到軍事各部門和交通、鐵道等部門見學一段時期，俾能瞭解政府中軍政各部門的組織。每星期一的紀念週，總由楊傑親自作報告，或邀請名人演講，其內容主要是國際問題和經濟問題，都是與國防有關的。對於這樣的教學，劉建業認為，比起後世的中國那種流水線生產一樣的教育，這種教育實在是很有實際意義，也很生動，學習的都是實際需要的東西，而不是那種讓人昏昏欲睡的聽了半天卻不知所云的東西。

7月，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國民黨內的主戰派大佔上風，確定了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當學員們紛紛談論這些話的意義的時候，劉建業卻很不以為然。漂亮話，狠話，誰不會說，我說這種話的水平，絕對不比你蔣委員長差，他蔣某人還不如把話改成，如危及蔣某人的政權的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不把你逼到退無可退，你蔣某人絕對是不會和日本人兵戎相見的。當然，這些話，劉建業可是對任何人都沒有說，他還不想進江東門的模範軍人監獄。那個地方，進去了可是沒有幾個能活著出來的。

九月間，兩廣地區的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桂系發動的兩廣事變，被蔣介石以武力平息，結束了兩廣與南京政府對峙的狀態。這場鬧劇一樣的事件，並沒有讓劉建業感到有什麼值得重視的。廣東陳濟棠打著抗日的旗號，拿著日本人的援助，請著日本的軍事顧問，怎麼可能是真心抗日？活該他落得一個眾叛親離，通電下野，灰溜溜的走人。

這一年的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後，中央軍委指示紅三十軍、五軍、九軍和四方面軍總部共21000餘人，在徐向前、陳昌浩統帥下組成西路軍，進軍河西走廊，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以及在河西地區創立革命根據地，打通國際通道的“作戰新計劃”。在劉建業的記憶裡，這一次的遠征是以基本全軍覆沒告終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最終批准這個計劃的居然不是中共中央或者中央軍委，而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劉建業對於這個組織，從來都是沒有多少好感的。倒不是他討厭共產主義，作為在偉大新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裡出生成長的一代人之一，他向來認為，中國的事情，不論怎麼亂，都輪不到外國人和組織來指手畫腳。而這個共產國際偏偏就是在這個問題上觸到了劉建業的忌諱。從共**建立到大革命，再到江西蘇區，這個組織在劉建業的眼裡，就是純粹的陰魂不散，派來的幾個外國人特使，都以太上皇自居，動輒發號施令，胡亂指揮，完全是圍繞著蘇聯的利益來安排中共的事務，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裡，居然要求中共在東北發動武裝暴動，以武裝保衛蘇聯。這是什麼事，要中國人犧牲自己民族的利益，來武裝保衛蘇聯，保護蘇聯在中國的特權，簡直就是荒謬。派回國的幾個人裡，王明和康生等人，還有幾個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除了整人和亂殺人，別的本事都稀鬆平常。再說，劉建業也對打通所謂的國際通道的作用，也深為懷疑。歷史上，抗戰時期，塞北的八路軍也曾經短暫的打透過所謂的國際交通線，可是，共產國際和蘇聯給中國共**的東西是什麼？一批馬列主義書籍，僅此而已。

就在這一年的11月底，劉建業從陸軍大學以還算優秀的成績畢業了。同時，劉建業還收到了兩份檔案。一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發出的銓敘軍銜的命令，劉建業同學大概是靠著出身黃埔，陸大畢業，土木系成員，還有一些好運氣，居然沒有在許多高階軍官由高降低的時候，被升了一級，成了陸軍上校；還有一份是軍令部的命令，他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18軍11師33旅旅長，原66團團長職務由胡璉接任。劉建業現在可以說真的是運氣來了，連城牆都擋不住了。

劉建業從南京趕到駐紮在韶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