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八路軍的供應十分菲薄，在頻繁的轉戰中，每到一村一鎮，總部的工作人員都要了解駐地群眾的生活，對最貧苦者給以幫助。如果工作人員顧不上去，彭德懷有時就會找他們來囑咐：村裡某處某家沒有飯吃，送點兒小米去；某家有病人吃不起藥，叫醫生或衛生員去看看——彭德懷已經替他們查訪過了。

1938年5月，八路軍總部曾在沁縣南底水村住過一段時間，在村北一所低矮的農舍裡，住著一個王老漢。一天，王老漢遇到一個八路軍和他拉家常。談到日子光景，王老漢對這個樸實可親的“八路”說：“不怕老總（對大兵的稱呼）笑話，俺今年50多歲，還是在民國元年時吃過一次肉呢！”老漢不禁嘆了一口氣：“唉，有27年沒吃過肉了！”

“那次是怎麼吃上肉的呢？”“八路”真誠關切地問。“那年，是我和人抬轎子，送一位老爺去上任，抬到黃河邊，老爺就要上船過河了，說：看你們抬了幾天轎辛苦，賞幾斤肉給你們吃。打那以來，就沒有嘗過肉的味道。”

王老漢不知道，和他談話的這個“八路”，乃是八路軍的副總司令彭德懷；更不知道他的這番家常，是怎樣震動了這個也曾飽經困苦的八路軍副總司令。以後，彭德懷和總部工作人員左漠野談起這件事，也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唉，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我們要多多關心人民的生活。”

“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這一聲嘆息，貫穿在彭德懷主持華北敵後財經工作的整個過程中。

土地革命時期，紅軍沒收地主官紳的財產可充軍費；平分土地和地主階級的浮財，使千百萬貧苦農民迅速改善經濟狀況，提高生產積極性。進入抗日統一戰線，停止了土地革命。在中共向全國宣告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提出戰時的財政政策是有錢出錢，合理負擔，沒收漢奸財產。在改良人民生活方面提出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等，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開始，打漢奸和合理負擔，由各部隊分散進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習慣於打土豪，產生了過火行為，還滋長了隨籌隨花的不良習氣。山西人本來省吃用、重積蓄，日本軍劫掠、政府軍徵索，戰爭破壞，使當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損毀，群眾生活驟降，生產情緒十分低落。根據地建立之初，整理財政以恢復民氣，是十分棘手的問題。

大將理財，首先統一號令，嚴明紀律。在紛亂如麻的經濟局面下，彭德懷提議並主持成立以晉東南為中心的華北財經委員會，實行軍政民費用在各戰略區內的統籌統支，實行量入為出，量出為入相結合的財政原則，既保證軍政民各費得到適度保證，又儘量節約民力民財。為貫徹統籌統支，建立起金庫制度和預決算制度。由政府統一財政收入，各種收入統歸金庫，未經正式手續，任何人不得隨便開支。部隊由供給機關成立有主要首長參加的預決算稽核委員會。

在彭德懷的支援下，八路軍總部以楊立三為首的後勤部，逐步建立起全軍的後勤工作系統和後勤工作制度。

1940年9月，八路軍發展到40萬人，地方游擊隊也相應擴大，而八路軍的軍餉只有61萬元，國民黨當局還時時揚言要停發八路軍的軍餉。為使部隊的供給完全建立在根據地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除千方百計促進根據地的農副業生產、小工業、手工業生產，建設根據地的軍事工業，彭德懷感到，有必要在根據地人民的實際負擔能力和保衛根據地的必要兵力費用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比例。

彭德懷和總部後勤部長楊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筆帳：按當時的生活水準，八路軍每個士兵，每年需約　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當時民眾的負擔能力計，每人每年負擔10元左右，約需50人負擔一個兵員。當時，抗日根據地人口為3000餘萬。根據這個計算，彭德懷在北方局高幹會上闡述根據地的財政經濟政策時提出，八路軍的主力和地方部隊，應當不超過根據地全人口的2％。黨政人員不超過1％　，即根據地全部脫離生產人員總數不超過全人口3％之數。這樣根據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眾承受更多的負擔。1941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黨發出的精兵簡政的號召中，要求各根據地做到總兵員不超過人口的2％　，　黨政民工作人員不超過1％　，總脫產人員不超過3％。這凝聚著對人民生活深刻體貼之情的百分比，對密切軍民關係，共度敵後艱難歲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負擔政策上，彭德懷主持採取的另一個重大步驟，是改革田賦制。為實現合理負擔，各根據地進行了田賦稅收的整理。從整理田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