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呢？”

池田的話一針見血地刺到了近衛的痛處，近衛只是默默不語，不難想象，聰明的近衛一定是為自己當初的輕率感到內疚。

但是，球既然已經踢出，他便沒有了收回的餘地。他不但沒能阻止住日本軍人，自己卻在戰爭的道路上越滑越遠。

7月8日，軍部在華北問題上顯然沒有達成一個一致性意見。

傍晚6時42分，參謀總長閒院宮向華北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發出臨命第400號指示：為防止事件擴大，應避免進一步行使武力。與參謀本部作法相反的是陸軍省內，陸相杉山大將卻於午夜命令京都以西各師團將7月10日即將退伍的步兵部隊二年兵延期退伍。

杉山此舉，意味著4萬名經驗豐富的老兵將留在陸軍中，而且日後多數被派到中國戰場上。他使陸軍實力有所增強，卻使這數萬原本應該返回家園的日本青年中的大多數倒在了中國戰場上。一將名成萬骨枯！杉山使這句古老的哀嘆再次變成了現實。

7月9日下午，日本內閣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會上，討論的核心是事件發生後應採取什麼措施。“主戰派”的急先鋒陸相杉山元大將發言道：“從目前中國之29軍的優勢兵力和抗日態度來看，軍部認為可考慮由國內派出3個師團左右的兵力。”

內閣要員們雖對杉山元起初的話表示認可，認為中國方面挑起事端應負全責。但聽到由國內派兵的要求時，卻幾乎都認為陸相太性急了一些。原來當天清晨，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與29軍副軍長秦德純達成停戰協議的訊息已傳至東京。在宣佈停戰之際匆忙派兵，對外將留下什麼印象？

臨時閣議上，陸相請求由日本國內增兵的提案被暫時擱置，內閣決定暫時靜觀。

但臨時閣議結束僅衛小時後，首相、陸相、海相、外相、藏相又緊急召開了五相會議。會上確定了日本政府對此次事件的解決方針：中國軍隊撤退，處罰負責者，中國方面道歉並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五相會議把日本權益高高地凌駕於中國之上，本身就顯示出日本方面的蠻橫態度。日後以此方針作為問題的解決基調，自然令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無法接受，事態只能朝著擴大的方向發展。

就在陸相派兵提案被暫時擱置的同時，陸軍省內又出現了更為嚴重的傾向。軍事課長田中大佐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所謂“徹底”解決華北問題的意向：“此時，為了徹底剷除禍根，是否以‘何梅協定’援用於第29軍，或使中國軍隊撤退到離永定河20裡以外的地區。”

田中的意思是把冀察政權和29軍趕出平津一帶，仿照冀東偽政權一樣，再建立一個傀儡政權。他的觀點當即得到作戰課長武藤章等的贊同。

隨著軍部內部爭吵的不斷進行，“主戰派”風頭愈顯強硬，主張抬高價碼的人也越來越多。7月9日晚，參謀次長向天津的橋本群參謀長發電，擅自抬高了談判價碼。

7月10日，“主戰派”、參謀本部第3課及第2部在為內閣準備情報時，對形勢作了言過其實的判斷：“中國平津當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國民抗日意志，並進行對日戰爭準備。我中國駐屯軍對和平解決之努力，由於中國方面輕率挑戰之態度，事態大有逐漸惡化之虞。

“大規模出兵，原非帝國之所好，但由於中國駐屯軍之自衛行動，處於優勢之中國軍隊重圍中，恐將陷於不能救援之危險。此外，日僑生命財產也瀕臨險境。為迅速予以救援，並一掃事態之根源，應向華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雖不願事態向其他方面擴大，但鑑於中國全面抗日局勢，有導致其他方面日華關係尖銳之虞，故必須考慮保護在華日僑問題。

“此外，判斷恐將引起歐美、蘇聯之參戰。”

根據以上局勢判斷，第3課就向中國駐屯軍增派兵力一事，作了如下考慮：為了解決盧溝橋事件，以現在中國駐屯軍和前述由朝鮮軍以及關東軍應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計第29軍的總兵力有4個步兵師、3個獨立旅、1個騎兵師、1個騎兵旅，計75000名。此外，預料將使中央軍陸續沿平漢線北上。因此，準備另由國內出動3個師團和航空兵團。

眼下“不擴大”方針越來越走樣，“慎重派”核心人物、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少將日益不安。為此，他多次站出來提出反對意見。但到10日上午後，軍部已內定了派兵計劃，石原的第一次努力失敗了。

若干年後，當時曾任參謀本部第四部長的下村定少將（後升任大將）回憶道：“石原部長是不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