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以上均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簡直成了春秋時代的“縱橫家”了。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裡說，春秋戰國時期，學派共有十家。韓非在《韓非子·顯學篇》裡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當世最著名的學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祖師是孔丘，墨家的祖師是墨翟。）他們互相批評、攻擊，又自我標榜，其目的就是要諸侯國君不要聽信別的學派的主張，而要他們實行自己這一學派的主張。代表儒家一派的荀子對墨子批評說：“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荀子·富國》）（我認為墨子主張“非樂”，是造成天下禍亂的根源；墨子主張“節用”，是造成天下貧窮的根源。）儒家另一派的頭頭孟軻更謾罵墨子說：“楊氏（名家代表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據孟子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墨翟的學說在當時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孟子還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楊朱和墨翟的學說不消滅，孔子的學說就無法發揚。）（均見《孟子·滕文公下》）儒、墨兩家的鬥爭簡直成了你死我活的鬥爭。不僅不同“家”互相批評、互相攻擊，甚至謾罵，即使同一“家”的不同派別也互相進行攻擊和自我標榜。例如孔子之後，“儒分為八”（《韓非子·顯學篇》），孟軻一派說，他才是儒家的真傳。荀子對儒家幾派的批判，幾乎沒有一派能倖免，對孟軻這派批判尤甚（見《荀子·非十二子篇》）。縱橫家正是在這種“百家爭鳴”的形勢下崛起的一“家”。

《漢書·藝文志》說“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即當時外交官。為什麼說是“從橫家”呢？司馬遷說：“及田常（齊簡公時大夫）殺簡公而相齊國（前481年），諸侯晏然（安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趙、魏、韓）終之卒分晉（前403年），田和（田常曾孫，為齊宣公相）亦亦滅齊（指姜齊）而有之（前386年），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史記·六國年表序》）《韓非子·五蟗篇》說“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同”中“，心思），而借力於國也。”（群臣談論外交大事的，不是分屬於合從、連橫兩派，就是有互相敵對之心，而借國家的力量來報私仇。）又說“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戰國初，各國先後皆進行了政治改革。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先後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為相，李悝是子夏（孔子的學生）的學生，是戰國時代法家的始祖；經過改革，成了當時最強盛的國家。趙國在前403年任公仲連為相，也進行了政治改革。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時，任用法家吳起（李悝的同學）進行了政治改革。韓昭侯在前355年任用法家申不害進行了政治改革。齊威王（於前357年）任用鄒忌為相進行政治改革。秦國地處僻遠，比較落後，孝公（前361年－前338年）時，深感“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感到諸侯輕視秦國，這是奇恥大辱），於是下令國中，要求政治改革。此時衛鞅（即商鞅，李悝的學生）入秦，前356年秦孝公就委任衛鞅為左庶長（秦爵為二十級，左庶長為第十級），開始進行變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秦惠王（前337年－前311年）即位後，雖車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新法仍未廢棄，繼續執行。因此秦國由落後而先進，從貧窮到富強，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雄厚的大國，並開始進行兼併六國的戰爭。秦國強大的壓力，使其它六國感到莫大的威脅。於是各國君主紛紛爭取盟國，力圖聯合抗秦。可是六國彼此之間，仍然是矛盾重重，很難堅守盟約。秦國卻利用六國之間的矛盾，從中破壞它們的團結，或聯齊伐楚，或約楚攻齊，各個擊破。所以，六國聯合以抗秦稱“合從”，與秦聯合攻擊它國稱“連橫”。戰國七雄（秦、齊、楚、趙、魏、韓、燕）在政治外交上或合從，或連橫，明爭暗鬥，瞬息萬變。二百多年來，七國一直不斷地反覆地進行戰爭，直至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了中國為止。

遊說諸侯的風氣，春秋末期，孔、墨兩家已倡之在先，不過他們當時或主張“以禮為國”，或主張止兵“非攻”，，還沒有象後來從橫策士的那種風氣。到了戰國時期，孟子就有“處士橫議”（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