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行為良好。記得父親說，這證實了他很久以來的一個想法，那就是德國士兵延襲著古普魯士軍隊的良好傳統，即恪守榮譽與正派的準則，所以他們不會傷害或虐待平民。同樣，聽著成千上萬計程車兵說德語，也使我們覺得安心。對我們家來說，這種語言像母語一般親切。就這樣，剛開始的那種痛苦慢慢淡了。儘管父親對華沙所發生的事感到焦慮和痛苦，但他說，我們可以照老樣子生活下去了。他說，他不知道希特勒會怎麼對待知識分子，但在其他城市，比如維也納和布拉格，許多教師都被允許繼續工作。所以他認為，他和卡什莫爾也能如此。幾星期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克拉科夫城還算平靜，我的意思是說，還可以過得下去。

“11月的一天早上，我到聖瑪麗教堂做彌撒，就是我說的那個真人吹號的教堂。在克拉科夫時，我常去做彌撒。德國人來後，我也去了很多次，祈禱戰爭快點結束。這聽來有些自私吧，斯汀戈，但我真的是一心祈盼戰爭儘快結束，我就可以和卡茲克去維也納讀書了。噢，當然還有太多的事需要祈禱，但人總是有私心的。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家人都還安全、自由，所以我希望戰爭快點結束，讓我們重新過上以前的日子。但就在我做禱告時，突然產生一種……一種感覺，是的，一種預感，一種恐怖、可怕的預感。我不知道這恐懼從何而來，但突然間我停止禱告，感覺被教堂裡一股又冷又溼的寒流所侵襲。我猛然意識到，這像閃電一樣襲來的恐怖來自何處。因為我記得，就在那一天早上，克拉科夫地區的新任納粹總督，一個叫弗蘭克的傢伙，讓大學裡的所有教師在校園廣場上集合，要向他們宣佈佔領區必須遵守的新規定。這沒什麼，只不過是一次單純的集合，通知他們那天早晨必須到會。我父親和卡茲克是在頭一天聽說這事的。你知道，這聽起來十分自然、合理，沒人會聯想到其他什麼。但現在，這道閃電讓我感覺出事兒了。我衝出教堂朝街上跑去。

“噢，斯汀戈！我現在告訴你，從此以後我再也沒能見到父親和卡茲克，再也見不到了！我跑啊，跑啊。那地方並不太遠。等我跑到學校時，校門前圍著一大群人。街上已戒嚴，只有一些龐大的德國篷車，還有端著來福槍和衝鋒槍的一群群德國士兵。那兒設了一道路障，那些德國士兵不讓我過去。正在這時，我看見一個熟人——沃西納教授夫人，她丈夫是化學教授。她一下子撲倒在我的懷裡，歇斯底里地哭喊起來：……噢，他們走了！他們被帶走了！所有的人！……我簡直不敢相信。但另一個教師的妻子也走過來，哭喊著說：……是的，是真的！他們被帶走了！我丈夫斯莫倫教授也被帶走了！……我仍然將信將疑。直到看見那些遮得嚴嚴實實的篷車朝西開去時，我才完全相信了，也開始歇斯底里地哭叫起來，接著我跑回家去告訴母親。我們倆抱頭痛哭。母親說：……卓婭，他們去了哪兒？他們被帶到哪兒去了？……我說不知道。一個月後，我得到訊息說，父親和卡茲克都被帶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我們還聽說，他們都是在新年那天被槍殺的，因為他們是波蘭人，是大學教授。另外還有許多教師，我想也許有一百八十多人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沒能回來。這事發生後不久，我們去了華沙。我必須得找工作了……

“幾年後，到了1945年。戰爭結束時，我在瑞典的難民營裡。我總是回憶起父親和卡茲克被殺害的那段日子，回憶我流過的全部眼淚。奇怪的是，在這一切發生後，我再也哭不出來了。這是真的，斯汀戈！我再沒有什麼情感了。我沒有了感情，就像我再流不出眼淚一樣。在瑞典的那個地方，我和一個阿姆斯特丹來的猶太婦女成了朋友。她對我很好，尤其是在我企圖自殺的那段日子。我用玻璃片割破手腕，我想我並沒有用太大的勁兒，所以沒流多少血。那年夏天，我們在一起談了很多，她也曾在我呆過的集中營關過，失去了兩個姐姐。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倖存下來的。那裡有相當多的猶太人被殺，倖存者寥寥無幾。她說一口漂亮的英語。那便是為什麼我要開始學英語，因為我知道也許我要到美國來。

“這老太太是個十分虔誠的教徒，常去她們那兒的猶太教堂禱告。她告訴我，她非常相信上帝。有一次她還問我是不是也相信上帝基督，就像她相信他們的上帝亞伯拉罕那樣。她說，儘管很多猶太人都認為上帝不存在了，但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使她對上帝的信仰更加堅定。我對她說，我以前也相信基督，相信聖母，但經過這麼些年之後，我也像那些猶太人一樣，發現上帝已永遠不復存在。我說，我知道基督早已把臉轉向別處，我不能再向他禱告，向他哭訴。她問我怎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