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每次見我捱罵，要麼就假模假樣拿本書扯幾段衛生紙藉口去上廁所，要麼就埋頭翻著案卷不說話，因為關科長雖然是說我，但怎麼著也有點兒指桑罵槐的意思，在領導意思沒有揣摩清楚之前他們自然是不能亂說話。

小齊正指望能在年底的新幹部選拔中得以提拔，而大軍參警五年入黨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他們才沒膽子摸老虎尾巴出來打圓場呢。老江則要老到一些，每當看我被訓得即將忍無可忍時，他就假裝接聽電話，用他黃鐘大呂般洪亮的聲音蓋住關科長的音量。這時候關科長一般也不好意思再提高分貝，迅速把自己的觀點歸納總結一下也就凱旋而歸了。事後我都衝老江感激地笑笑。

時間長了我也慢慢對領導有了意見，趁老江不在的時候，偶爾也暗地裡說幾句批評關科長業務水平和臭脾氣的話，一般都還算是有的放矢，並沒有空穴來風。其實大軍和小齊也不是肚子裡面沒意見，才開始只是聽聽，被我說中痛處了也開始痛陳革命家史，這才讓我明白原來每個兄弟們肚裡都有本難唱的經，只是迫於壓力不敢表露而已。

有一天，我正和大軍小齊他們聊剛剛在石家莊發生的靳如超爆炸案，黎科長突然打電話過來讓我到他們辦公室掃地，我琢磨著領導好像沒有叫我們去打掃衛生的習慣，但想想還是拎著掃帚一路小跑到隔壁辦公室，黎科長一個人正坐在桌前漫不經心地看著檔案，見我來了就隨口說一句：“剛才來了幾個檢察院的客人，丟的菸頭挺多的，你給掃掃。”

我答應著便開始動手，一邊掃一邊納悶，這菸頭不多啊，隨便兩下不就掃完了麼？這時候我突然聽到隔壁我們辦公室裡的一陣大笑，原來大軍和小齊聊得興起，繼續在開領導的玩笑，我在這屋裡居然聽得清清楚楚。抬頭一看，原來科長辦公室的窗戶並沒有關，聲音全部以高保真的效果傳進了領導的耳朵裡面。我突然覺得一陣寒意順著脊樑骨一直從後腦勺走下來，簡直比當年被人用槍指著還要覺得恐懼，敢情我們平時那些胡說八道領導只要一開窗戶就能聽得到。

我抬頭輕輕瞅了眼黎科長，發現他依然沒事人似的在檔案上塗塗畫畫，我小心翼翼遞上一句：“科長，我打掃完了。”黎科長衝我一笑，說：“真掃完了，那以後要注意保持衛生啊，尤其是你們辦公室。”我這時候已經嚇得屁滾尿流了，忙點頭稱是，然後落荒而逃。

這件事後我打心眼裡感謝黎科長，覺得要不是他側面敲我一下我們幾個人不知道會惹出什麼事來。既然隔牆有耳，我們辦公室的幾兄弟就更不敢多說話了，一度一整天都陷入漫長的無言緘默之中，搞得老江大惑不解。不過年輕人終究是耐不住寂寞，幾天後辦公室裡又恢復了茶館的氣氛，每次閱卷間隙大家的話題除了議論是非外又開始天南海北，無所不至了。

那段時間因為工作關係常常和分到其他部門的同學們邂逅，偶爾也會遇到正在巡邏的以前防暴隊的兄弟，下班之餘免不了要在一起吃吃喝喝。每逢要埋單時大家就別有深意地看著我，含義非常明白，都知道搞經濟案件的部門是警察裡面最肥的，經偵的大款警察不埋單那簡直是沒有天理了。每逢此時我都知道名聲在外，我再怎麼狡辯只會讓別人覺得我摳門，只得忍痛吐血。

其實我純粹是打落門牙往肚裡吞，雖然傳說中我們這裡已經都快成月薪一萬的白領警察，可實際情況是我每個月和所有市局編制內的警察拿的是一樣的工資，甚至比在巡警隊時每個月還要少兩百塊的防暴津貼。

名聲所累，那段時間我幾乎被各類飯局拖至破產，連手機換號的心思都有了。後來我對大胖他們說：“一個人最幸福的就是有錢時別人拿你當窮人，凡是埋單的場合都把你推開，捂著錢包偷著樂；一個人最痛苦的就是明明沒什麼錢卻盛名難副，別人都把你當有錢的主伺候著，只好把過生活的錢都拿去掙面子。很不幸，我就生活在痛苦的最底層。”

由於手頭拮据，那段時間我常做發財夢，在辦公室一無聊就和同志們大侃中五百萬彩票大獎就要怎麼怎麼著，相信每個買過彩票的人都有過類似的憧憬，大致的設想是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宴請各位同志們，吃飽喝足後拿出手機給自己的汽車隊隊長打個電話，指示讓一號車送大胖，二號車送二胖……然後大胖會很謙卑地問我：“那俺的腳踏車怎麼辦呢？”我揮揮手，道：“扔去餵狗，下次給你買一電摩。朕困了，你跪安吧。”總之各種想法不一而足但都可用荒淫無恥來形容。

測謊專家和笑傲江湖

五百萬的夢想在彩票面前是如此接近而又遙遠，但機遇又是那麼寥若晨星。終於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