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跟她說，或者是還來不及說。總之是，我自由了。

我到了曼谷，見到了貢叻先生，問起八年前是誰去緬北尋找柳芭的。他說那人已經到緬甸落戶，如今不在曼谷了。我更其懷疑舅舅和貢叻瞞著我做了手腳，匆匆辦理了該辦的事情，就申請了去緬北的手續。我必須親自到那個無名三家村，尋訪柳芭的下落。

這就是我這次到泰北來的動機與目的。

第四個故事：神秘的“金三角”

“金三角”本來以出產金玉而出名，由於罌粟的大量種植，“金三角”三字前面，被蒙上了“黑色”二字。

“金三角”裡面，不僅僅是毒梟的世界。除了歷代毒梟之外，還有許多土匪、民族解放武裝、共產黨的游擊隊在這裡頻繁活動。令人驚訝的是：居民們對於毒梟的崇拜，竟超過了對共產黨領袖的崇拜。

昭維聽吳永剛說完了他1972年離開中國大陸以後所經歷的一連串故事，很感慨地說：

“吳先生這二十多年來的經歷，簡直是一部百科全書，可以寫一部小說，編一部電影了。目前世界上最可怕事情、危害性最大的禍根，莫過於現代迷信。在我們佛教國家，尤其是從我這個佛教徒的嘴裡說出這樣的話兒來，您一定覺得不可思議，甚至很可笑。其實我這裡說的迷信，是廣義的，凡是一切違反科學而又偏執地追求的信念，都屬於這一範疇。個人迷信當然也在此範疇之內。勸人為善的佛教，其因果報應的學說，當然是被你們視為迷信的，但是相對而言，這個古代迷信絕不如現代迷信的危害性大。你們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近四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所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作為鄰國的朋友，有些問題也許比你們本國人看得更清楚些。可以這樣說：中國大陸一切正確的改革與成就，都是在科學的規律下辦成功的；而一切錯誤的決策，都是在反科學的、主要是現代迷信的干擾下造成的。中國不是一個缺人才的國家，而是一個不用人才的國家。不是‘不拘一格用人才’，而是‘只論階級用人才’。這種從階級偏見出發而造成的殺人不見血的現代迷信，使中國大陸的發展落後於時代少則二十年，多則五十年。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懦弱，總是扮演任人宰割、任人擺佈的角色。我佩服吳先生的地方，在於閣下不屈服於現代迷信，敢於拼死一搏。中國大陸當局現在走了回頭路，證明吳先生當年的決策和觀點都是正確的。如果中國大陸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吳先生這樣的膽識，中國大陸也許就會少耽誤幾十年工夫，少浪費幾十年寶貴的光陰，經濟和文化，至少可以發展得比目前更好一些吧。”

吳永剛苦笑一聲：

“我總認為：古往今來，打天下是軍人的事情，治天下是文人的事情。當然，歷代並不乏‘出將入相’的政治家兼軍事家，但那總是少數，是人類中的精英，絕不是每一個相爺都可以當元帥指揮將軍們去作戰，更不是每一個將軍都可以入閣當丞相日理萬機的。打天下的人可以沒有文化，可以憑手中的槍桿子去爭奪城池和政權；但是治天下的人不能沒有文化，不能憑手中的槍桿子去強迫人民擁護、以暴力獲取民心，更不可能用槍桿子去取得經濟、文化的發展。把基層政權交給僱農出身的楊百了那些人手中，把中央政權交給妓女出身的江青那些人手中，而把千千萬萬有文化、有能力的知識分子劃到了資產階級那一面，視為敵人，這個國家，是絕對搞不好的。幸虧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十年動亂的慘痛教訓，開始扭轉這種錯誤的概念和決策，把出賣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劃到工人階級裡面來，如今方才有了欣欣向榮的可喜局面。這些事兒，現在都不用提它了。您作為清邁府府尹的副手，又是專門從事反毒工作的，對泰緬邊境的情況一定很熟悉。請問，神秘的‘金三角’地區，外面的傳說紛紜，我雖然在那裡面住過半年多，卻因為走的地方太少，時間也太短，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更不知道近來的情況怎麼樣了。我在現在這樣的時候再次進入‘金三角’，不會發生什麼意外或阻礙吧？”

“關於神秘的‘金三角’，近幾十年來出版的書刊報紙上，介紹它的文章，至少也有一千多萬字了吧？但是真正知道內情和詳情的人並不是很多。政府官員的進剿報告、毒梟們事後寫的回憶錄，都帶有片面性；記者的採訪，更像蜻蜓點水，有的還帶有主觀臆測甚至編造的成分。我雖然也是政府官員，而且不是本地人，不過我是專管這一攤兒的，正面反面的文章我都要看，所以相比之下，到好像能夠比別人更客觀一些。吳先生既然需要了解這方面的‘行情’，在下敢不盡我所知，傾